解构主义作为兴起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批评思潮，自现身起，围绕它一直纷争不断，但它的影响却在其与反对者以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种种争辩中不断扩大。在从哲学角度、文学批评角度对解构主义展开的研究中，它常被扣上虚无主义、反人文、反历史、新新批评等罪名，但在将它作为一种阅读思想进行探讨时，我们暂且将这些罪名搁置一边，此时我们的关注点是：这种阅读方式能否完成阅读任务，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五章。第一、二章是对德里达阅读观点的介绍，三、四、五章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评论。绪论部分首先阐明阅读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几乎德里达的所有观点都是在对他人作品的解读过程中提出的，这些作品既有哲学作品，也有文学作品。在对它们的解读过程中，德里达一方面直接提出自己有关阅读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以自己的实际阅读行为展示着解构式阅读的操作。在几位中外学者对解构式阅读所下的定义中，这一阅读方式被描述为：通过对文本中各种意义关系的分析、揭露西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中的矛盾冲突、并对其进行拆解的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它突显传统阅读中被压抑与忽视的一方，借此推翻主导方的统治地位，以颠覆传统的二元对立。第一章旨在从“读什么”、“怎样读”、“为什么读”以及“该目的是否实现”几个角度分析解构式阅读的基本特点。首先德里达以文本为阅读对象而非作品，由于文本与符号紧密相关，所以德里达的文本观和符号观是理解他阅读观的基础。德里达的文本观在他“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口号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一口号既体现了他对文本互文性的强调，突出了文本迷宫般的背景，造成语境无法饱和，最终导致意义不可确定，同时这一口号还体现了他的文本模仿观思想，即文本不是对某一真理、精神、超验所指的模仿，而是对其它文本的模仿。德里达的符号观在对索绪尔符号观的解构中得以体现。他吸取了索绪尔符号差异性的看法，并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得出了与他相反的结论，即能指并不指向所指、符号没有确定意义，从而与索绪尔的“意义产生于符号差异”的观点背道而驰。符号的能指不指向所指，而是指向其它能指，因而没有确定意义；由符号构成的文本也不指向真理、精神或其它外在事物，而是指向其它文本，所以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封闭整体，它与其它文本相互交织、彼此渗透，任何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而其它文本又指向更多其它的文本，所以意义永远不可确定。其次，关于“怎样读”，德里达主要采用“双重阅读”的操作方式，即通过传统阅读得出关于文本的一个主导或权威意义，然后通过解构阅读翻转并移置其中的二元对立。具体操作策略为：从解构对象内部入手，用它自身的资源予以突破；赋予文本中边缘、被压抑一方以重要性，从而颠倒主、次两者地位以推翻旧文本、创建新文本；寻找自相矛盾之处。最后，关于“为什么读”，德里达的阅读不是为了“阐明、揭示、唤醒并呈现”作品中的意义，而是要“创造意义”。符号的“可重复性”特点，使文本意义既不是完全可确定，也不是完全不可确定。同时符号的“延异”、“播撒”等特点使意义永远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永远被推迟，因而意义也就不可确定。既然意义不可确定，阅读的任务就不再是找寻意义、阐释意义，而是对能指进行永不停歇的重新编织的游戏，通过阅读从文本中创作出意义，意义因而成为一种文本建构。就使文本意义开放来讲，解构主义致力于阅读过程，而非阐释。第二章通过对伽达默尔与德里达观点的比较，论述了德里达关于文本阐释的基本看法。首先将发生于1981年的德法之争作为切入点，从中揭示出二者学术观点的一个大体差异，即伽达默尔以相互理解为前提，肯定同一，而德里达则始终强调差异、拒绝理解。具体来说，关于文本，伽达默尔认为文本中虽无最终真理、绝对真理，但却有为不同阐释者所认定的因人而异的真理，而德里达则认为文本中没有任何真理。伽达默尔认为文本是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这种统一性是对文本局部阐释进行评判的标准。而德里达则认为文本没有中心、不是统一体，而是一个充满差异、矛盾的开放体系。关于意义，伽达默尔认为文本中虽没有一个唯一、终极的意义，但却有确定的意义，它是文本与读者“视域融合”的产物，而德里达则认为文本中没有任何确定意义。关于历史、传统，伽达默尔认为历史、传统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决定着我们的理解，但同时我们也以自身所处的新的历史状况对传统进行修正，即我们既受历史影响，但也在创造新的历史。德里达对历史、传统的态度是，因为历史不可去除，所以要在它的内部，用它自身的资源，对其进行颠覆。总之，通过对二人关于文本、意义、历史传统看法的比较，我们发现，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不以发现文本意义、对文本进行阐释为目标，而以创造意义为最终旨归，这就是德里达“读就是写”的意义所在。第三章旨在对解构式阅读进行批判。一方面，这种阅读理论自身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解构主义理论自身观点表现出绝对化、极端化、机械化的倾向，因为没有绝对真理就认为没有任何真理，其前提就是认定只有绝对真理才是真理，对意义、真理的否定恰恰体现了它对绝对真理、终极意义的依赖，把它们当做进行有效主张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其次，解构主义时而“既是某物又是某物的对立物”、时而“既非某物又非某物的对立物”的逻辑，让任何欲将其看清、理顺的企图都成枉然。另一方面，解构主义者的阅读实践也常常表现出与其理论主张的自相矛盾。在解读奥斯汀、赛尔等人的文章时，他们采用解构的阅读方式，对文章作者本人的声音充耳不闻，对作者意图、创作语境等不予任何考虑，体现了解构者的一贯理论主张；而在解读德曼在二战期间为一家纳粹报纸所做的文章时，他们却使作者复活，完全从作者意图和语境来对其理解，背离了自己的主张。所以，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解构式阅读并不适宜作为一种阅读方法被应用于阅读实践。它强调差异、不可确定，无法使我们得出对文本的确定性认识。它对符号的过于依赖使他们无视阅读活动是由人参与的活动，将读者的人文性彻底排除。但是，虽然解构式阅读问题重重，它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理论界依然带来了非凡影响，我们不可将其全盘否定，解构式阅读证明了文本还有以这种方式阅读的可能和必要，它使阅读更具开放性。第四章探讨了解构式阅读与文学的关系。通过分析德里达对文学本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文学与文学批评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对文学审美判断的否定，得出解构与文学不相容、但却共存的基本观点。德里达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不以文学解读、文学批评为目的，而是以对文本的解构为目的，他表面在谈文学，其实在揭示其中蕴藏的哲学根基。德里达曾明确表示，文学只是他进行哲学论证的要素和手段，服务于其最终的哲学目的，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因而像美国的耶鲁学派，将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其实是误解了德里达解构的真义。耶鲁学派针对的是新批评视文本为语义自足统一体的做法，对文学作品中的修辞结构进行解构，而德里达针对的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中蕴藏的暴力等级制，最终要解构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压迫结构，正因为德里达以不平等等级关系为解构对象，所以他的解构“既意味着破坏，又意味着建设。”而且他使我们重思人类社会的各种真理和知识体系，使我们看到了不曾看到的另一面，获得了对事物和世界的新认识，这和耶鲁学派只在文学世界里打转、对人类现实不闻不问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它们是在各自文化土壤里孕育生长起来的，因此也必定带有各自的本土文化特征，考虑到法国与美国整个社会背景以及学术背景的差异，产生德里达的哲学解构、耶鲁学派文学解构的区别也就不足为奇。第五章对解构式阅读与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等其它重读者和阅读的学术思想进行比较，发现它们虽然一样反对作者中心、倡导意义多元、反对封闭结构、倡导文本开放、反对静止不变、倡导动态发生，但在表面的共相之下，潜藏着的却是它们全然不同的文本观、意义观、作者观、读者观。接受理论与读者反应批评仍然是在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范围内，是对偏重作者的浪漫主义研究和偏重文本的各种形式主义研究进行的一种反拨，只是使研究重心由原来的世界、作家、作品转移到了文学的接受一维——读者，它们依然隶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式；而解构主义阅读强调读就是写，读者也就是作者，没有单纯、绝对的作者或读者，每一作者都是寄生于其它作品中的读者，而每一读者又都是参与意义创作的作者，传统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对它已不再适用，也无法以之对其进行评判，这意味着解构主义与传统批评范式的决裂，也意味着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间的同时共存、却又无法沟通。通过对德里达解构式阅读观特点的分析及批判，我们认为解构思想不适合被应用于阅读实践及文学批评，德里达从文本、语言入手，但他不以改变人们的语言观为最终目标，而是要撼动统治人们思维的观念系统并予以瓦解。对作品、文本的阅读不是为了对该作品、文本有所发现，而是为了说明解构以此方式存在、以此方式运作，即阅读是为了证明解构。也就是说，阅读是手段，说明解构是目的，通过阅读的手段来实现说明解构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将目的应用于手段，将解构应用于阅读实践，其结果只能是步入阅读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