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名作《红字》自1850年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象征主义、基督教伦理、心理分析、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接受美学、叙事理论、比较研究等批评视角构建了主流的研究常规。具体到女性主义维度,学界主要关注19世纪女权主义浪潮、霍桑独特的家族史、以海斯特为代表的社会第二性等议题,鲜有涉及《红字》性别二元对立观的系统研究,由此凸显了本研究的价值缘起。西方学界的性别二元探究源远流长,美国女性主义学者、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乃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论及著名的“性别操演”理论时,巴特勒指出,性别主体构建依赖于强制性的社会性别规范,即男性权力集团以生理差异和传宗接代为由强行制定了绝对的性别划分、性爱模式以及性别常规,主体则在不断的性别模仿和角色扮演中完成了身份建构,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除引言和结语外本研究包含主体三章。论文第一章以《红字》性别二元对立的构建开篇,擅长科学的齐灵渥斯通过权力的规训在海斯特身上寻找意志的实现和存在的意义,权力由此成为男性的专属场域,性别二元对立体系得以确立。论文第二章聚焦《红字》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海斯特凭借颇具行动力的反抗成为男性化角色,丁梅斯代尔则以优柔寡断和敏感细腻的特性进行女性化扮演,性别二元对立规范得以极大消解。论文第三章探究《红字》性别秩序的重构。海斯特重拾女性化的辅助性社会生产,丁梅斯代尔则致力于传统男性权力机制的重构,性别二元对立秩序得以重新确立。研究发现,《红字》中的女权操演反而证明了女权的虚构,对性别秩序的解构最终导致权力机制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