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富争议的学术人物之一。无论是库恩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结构》的解读，特别是对不可通约性概念的理解，均不能令库恩满意。《结构》出版后他主要的工作是应付各式各样的“误解”，在论战中澄清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当库恩不再谈论范式时，他希望对不可通约性概念更加精细的说明，能够为自己的立场提供坚实的基础。因此库恩在后期的主要研究旨趣，是要填补《结构》遗漏的哲学环节。在库恩看来，无论是传统的意义理论还是新的指称因果理论，都不能有效地说明科学革命后同一术语的意义变化。为此，库恩希望借助语言分析，对不可通约性提出新的分类学解释，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语言转向”。库恩的哲学风格从自然主义的描述转向先验的语言分析，一方面是由于他采用的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分析工具尚不能有效地支持他的论点，另一方面由于训练有素的分析哲学家把论战引到传统的意义问题上，这使得库恩被迫进入他并不熟悉的领域。其对不可通约性的分类学解释，并未得到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甚至遭到“不成功转向”的恶评。从表面上看，库恩后期工作与当时科学哲学中盛行的自然化倾向相反，但库恩晚年暗示，应从认知角度来理解他的工作。一些认知科学家开始利用认知科学的成果，对概念的本质到概念变化提出认知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和进一步发展了库恩的后期工作。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沃尔夫的影响，后期库恩倾向于把科学革命看成是语言革命，科学共同体因而是语言共同体。不同语言共同体拥有的分类词典，可以视为自然与社会的某个部落长期的产物，词典使对应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并建构了这个共同体的可能世界。就象我们不能说哪个生活形式更为正确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哪个可能世界更接近实在。因此，库恩在关于知识的态度上，提议一种进化的知识观。他把知识的进化类比为生物的进化，把科学的进步理解为学科的增多，而不可通约性为学科的增殖提供了先决机制。这即是所谓的后达尔文新康德主义立场。由于据以分类的相似—差异关系不同，不同的词典具有不同的结构，这使得在一种语言中可说的东西可能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无法阐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否认奎因的翻译手册能够解决不同理论间的比较和交流。库恩建议双语者而不是翻译者，能够突破语言交流的障碍，通过语言学习，以隐喻为通道，从而进入另外一个语言所表达的可能世界。这样，库恩就在坚持不可通约性的同时，为理解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通道。在第五章作者探讨了认知科学家对库恩观点的认知分析，提出应在后库恩时代的“科学研究”中去把握库恩后期工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