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利用有着巨大风险,与此同时,也是解决能源危机、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的一剂“良药”,不可舍弃。核能风险规制体系要保持一种开放性、灵活性的规范结构,充分考虑多元因素的影响,充分关注多元主体的主张,才能避免在规制不能与过度规制之间徘徊,核能利用才真正能够造福大众,而非造成不安与恐慌。规制体系的优化需要把握规制对象的特点、厘清传统至当下的变迁、确定合适的规制目标,方能取得良好的规制效果。风险是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的复合,核能风险则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传统秩序行政时期,“守夜人”式政府所采取的危险防止的规制模式已然无法满足风险社会的需求,也无法应对核能风险所带来的挑战。风险规制时代需要国家“主动而为”,承担核能风险规制的国家义务,满足公众安全保障与核能稳健发展的双重社会需求。我国现行核能规制体系无法回应核能风险规制对规制模式转变的迫切需要,也没有充分体现安全保障与核能发展的双重国家义务。国家义务需要通过国家权力的运行来实现,核能规制应当选择完善核能立法的老路?抑或是选择对核能规制进行体系性重塑的新途?借鉴德国的经验,核能规制活动融入了权力运行的功能主义原理,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以功能适当理论为进路,对风险规制领域国家权力结构配置进行分析,寻求符合核能风险规制特点的权力结构形式,是我国现行核能规制体系构造调整的合适选择。立法的稳定性、明确性、严谨的程序性无法适应核能风险规制的特点,而司法权侧重于事后的监督与控制,也无法胜任面向未知与未来的决策制定。行政权具有开放、灵活的属性,在核能风险规制领域足以承担更多的规制责任。故,需构建以行政规制为中心、并重立法指导与司法审查的全方位核能风险规制体系,形成开放、灵活的规制体系构造。在立法层面,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并采用开放的规范方式,以此为政府设定风险预防的义务,为核能规制设定适度的规制标准。在行政规制层面,“协商民主”是构建科学与民主融合、参与和协商并重的风险行政规制体系的理想范式;同时,行政过程要注重规制工具的运用,通过一种“事实认定—协商—反思”的理性过程作出科学民主的决策,提升规制决策的可接受性,化解行政规制的合法性危机。在司法审查方面,借由偏重于程序审查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理性决策,避免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