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英美法系的辩诉交易、大陆法系的认罪协商抑或是如今中国模式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设置的初衷都是为了缓解如今“诉讼爆炸”之现实需要。自2018年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为基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后,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对该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涉及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各个阶段,其中,适用认罪认罚案件的被告人上诉权该如何行使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以效率作为立身之本的认罪认罚制度一旦经过了上诉就失去了它特有的价值,而上诉权作为宪法赋予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又不能被轻易剥夺,二者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不同学者也提出了不同观点,有全面保留论,全面否定论以及限制保留论等多种学说,而2019年10月出台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也未对被告人的上诉权做出明确的规定,留下了理论和实践操作的空白。本文依据Z省J市两年度认罪认罚上诉案件的实践分析结合法学理论认为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应当保留并予以限制,但保留限制的前提是保障被告人对认罪认罚制度有足够的了解,充分保障其知情权和自愿性,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同时,由于我国职权主义的传统,从控辩平衡的角度考虑,如限制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则检察院的抗诉权也要得到一定的限制,防止检察院利用抗诉权力对被告人的正当维权进行报复,这既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