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和解”指的是因为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而陷入长期的不信任、恐惧与憎恨怪圈的两个国家，创造性地实现敌对与友善的转换，继而恢复和平关系的过程。保证和平、揭露真相、伸张正义与妥善处置过去是通往和解的必经之路，也是构建和解文化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外交模式，和解外交已经成为一国追求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关于这一点，二战之后联邦德国的外交实践为世界各国树立了典范。战后德国的和解外交是在极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两极格局的结构性压力，德国对于繁荣、安全和威望的利益诉求，加之阿登纳和勃兰特等德国政治精英们强烈的道义和正义感，驱使德国打破了对军事强权道路的盲目崇拜而毅然选择在民主、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与欧洲各国的睦邻友好。为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一方面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并积极向战争受害国实施赔偿，另一方面以“多边主义”为总原则，巧妙地将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嵌入到各种一体化的设计之中，从而为德国重返欧洲大家庭的怀抱创造了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经过战后近七十年的不懈努力，德国最终化解了同法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消除了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世仇夙怨，并且与以色列建立了永久正常关系。在德国同上述三国的和解进程中，有四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助推作用：双方对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的合理平衡；政治领袖间结成的深厚友谊；有效化解分歧的政府间协商机制；以及致力于帮助民众树立正确史观的民间和平机构。这些因素的“联合效应”最终促成了德国与其历史宿敌间的真正和解。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较为均衡的地缘经济格局，正在完成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角色转变的德国，瞬间成为一些深陷危机泥潭国家的“围攻”对象，如何处理好同法国的利益关系将成为检验德国对欧政策的“试金石”；与此同时，德美之间因伊拉克战争而导致的分歧还未完全愈合，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又使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几乎跌入冰点，德国能否同这两个域外大国重新建立互信将直接关乎德国外交支柱的稳定。总之，对于怀揣着“大国梦”的德国而言，大国和解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这也是对所有德国人智慧与勇气的终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