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同作为一种体现现代行政民主思想，灵活并富有弹性的新型行政管理手段，自其产生以来已经逐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政府利用合同的方式推行国家政策、实施行政管理，已经成为一种世界化的潮流。我国也没有独立于这一潮流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合同就逐步以自己特有的面貌出现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到了今天，行政合同已经大量涌现在我国行政活动的各个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利用，成为我国行政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由于行政合同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还不算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行政合同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因此显得较为薄弱。虽然我国许多学者对行政合同及其规则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其中不乏许多有新意和力度的专著宏文，但在行政合同理论内部、行政合同理论与行政法一般理论之间、行政合同理论与契约法原理之间还存在诸多问题未完全厘清，许多肯綮之处尚需予以有力的说明。尤其是在行政合同制度存在的正当性这一关键的前提性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往往将之作为先验的假设前提而未加以思考和专门的论证；或者仅通过论证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区别，来附带的、间接的说明行政合同制度是能够存在的，而未对之作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富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直接导致了人们对行政合同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存疑虑、未能达成共识，行政合同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而非正式的法律用语。理论上的困惑造成了行政合同立法上的空白，进而又导致了我国行政合同实践运用中的混乱与无序。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将许多本质上属于行政合同的具体合同视为普通的民事合同，对其适用普通的私法合同规则，因其产生的争议由法院民事审判庭管辖，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解决。这种将行政合同纳入到民事合同法律规范范围内进行调整，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争议的做法，直接导致了法律规则与被规范对象之间的正当性冲突，以及审理这类案件在法律程序上与审判权限上发生的冲突。有学者将这种冲突称作我国行政合同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因此，本文主要围绕行政合同制度存在的正当性这一前提性问题，对确立行<WP=5>政合同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讨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行政合同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意在引出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行政合同制度是否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并说明当前在我国讨论这一问题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对其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回顾行政合同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揭示出行政合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法律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得以确立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在比较了各国行政合同的发展历程后，总结出各国行政合同发展中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即行政合同总是首先产生于行政活动的实践运用之中，然后在一片理论界的冷漠、否定以至反对声中顽强生长，最终获得了理论上的肯定并进而反映在立法上成为一种国家的法律制度。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了行政合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逻辑必然性。在西方国家，行政合同是伴随着国家角色从“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变，随着行政职能的不断扩大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上个世纪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过程中，更进一步的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并发挥着更加巨大的作用。而我国行政合同的产生则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在我国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从行政身份性社会结构向契约性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以及由之引发的政府职能的深刻调整、行为方式的巨大转化逐步发展起来的。尽管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但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行政合同都是基于社会的客观实际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行政合同的出现存在着其特定的自身价值与特定的社会需要之间的适应与满足关系。因此，在我国确立行政合同制度具有必要性。第四部分对行政合同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中争议较大的两个问题，即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与契约合意的达成，依法行政原则与契约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第一个问题上，本文通过对与之相关的三种理论进行分析，认为随着现代行政民主思想和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受到宪法庄严保护的公民已不再仅仅是行政的客体，而是已经被当作独立的法律主体和行政的伙伴看待；这种从根本上把公民置于与行政机关平等的地位，从而为双方合作开辟了“法律上平等”关系的新观点，彻底的消除了把行政合同视为是“双方当事人基于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实现行政上的目的而达成的意思一致”的所有疑虑。在第二个问题上，本文通过对行政合同的缔约自<WP=6>由、内容形成自由与依法行政原则及其两个子原则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行政合同作为行政活动的一种方式，必然要受到公法行为的最高准则——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在依法行政原则的支配下，契约自由在行政合同的适用空间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并没有在根本上被否定。因此，行政合同制度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第五部分综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