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被认为是当今美国最具才华的华裔美国剧作家之一。他凭借戏剧《蝴蝶君》(1988)夺得了美国戏剧界最佳戏剧奖—托尼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华裔作家。与此同时,此剧自公演后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争议,褒贬不一。许多学者结合了现代文学理论对该剧的主题思想和创作风格进行了探究。本文作者试图运用自己对布莱希特叙事剧理论的粗浅理解来分析黄哲伦是如何将陌生化效果融入《蝴蝶君》的叙事结构和舞台表演之中,对《蝴蝶君》故事的原始素材,即蝴蝶夫人的传奇,进行颠覆,对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关系进行颠覆。布莱希特戏剧手法的运用使这些颠覆以故事和主人公的变形方式显示出来。布莱希特叙述剧理论的核心为陌生化效果。陌生化效果反对戏剧幻觉,即传统戏剧带来的“第四堵墙”效应,希望以戏剧以一种陌生的,给理解带来难度的面貌出现,从而使观众在震惊之余以理性的思考来代替和戏剧中人物情感的相互混同。陌生化效果技巧涉及戏剧文本叙事结构和舞台呈现的方方面面。变形为一种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现象。以之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与自然相关的早期作品还是社会性很强的现代作品,表现的变形多为显性变形。本文从结构上分为第三章。第一章分析了《蝴蝶君》中呈现的三种变形。首先,蝴蝶夫人的传奇来自于西方作家对神秘东方的主观建构。《蝴蝶君》对蝴蝶夫人的几个版本,特别是普契尼的版本进行颠覆,将东方主义的传奇演变为一个反东方主义的政治剧,说明蝴蝶夫人的神话始于虚无又回归虚无。其次,蝴蝶夫人演变成了两个蝴蝶君。伽利玛从一个缺乏男子气概的男人变为一个自以为充满力量的男人,却最终人格分裂,像蝴蝶夫人一样自杀身亡。与此同时,宋丽玲也从一个中国京剧演员变为一个貌似完美的蝴蝶夫人,最后成为一个雌雄同体的蝴蝶先生。第二章分析了《蝴蝶君》在叙事结构上是如何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理论反映出第一章所说的变形。《蝴蝶君》采用了以主人公叙事为主,夹叙夹议的手法,并通过幻觉打破技巧及语言的戏仿等来制造陌生化效果。剧本将伽利玛塑造成戏剧幻觉的牺牲者,反映了伽利玛变形的原因。《蝴蝶君》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技巧对蝴蝶夫人的传奇进行了同时的建构和颠覆,与政治元素一起催生了蝴蝶夫人故事的变形。戏剧将宋丽玲塑造成政治环境与个人选择互动的产物,探究了宋丽玲变形的原因。第三章分析了《蝴蝶君》在舞台呈现上是如何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理论反映出第一章所说的变形。该剧的舞台设计、灯光和音乐舞蹈等,简单精要并具有高度象征性,旨在打破戏剧幻觉,制造陌生化效果,将文本叙事中的要素视觉化和听觉化。舞台上的现场换装更是将伽利玛和宋丽玲的变形视觉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此外,《蝴蝶君》在人物扮演上采用一个演员分饰不同角色,选用男性演员来表现女子特征；在场景表演中采用了“街头一景”及“演员-旁观者”的方式。这些方式都成功地制造了陌生化效果,使故事的变形和两个主人公的变形以对比的方式清晰地表现出来。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黄哲伦成功地将布莱希特制造陌生化效果的技巧运用到了《蝴蝶君》的叙事结构和舞台呈现上,生动地展示了三种变形。作为黄泽伦戏剧才华的结晶,《蝴蝶君》结合了剧场的豪华之美与反思手法,娱乐性与教育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怀疑论与传奇,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留给观众无限的思索空间。此外,陌生化效果在《蝴蝶君》中的实践表明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理论在当代戏剧舞台上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陌生化效果的影响力已从西方剧作家身上逐步扩展到了华裔作家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