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内外蒙古相继纳入清朝版图,清廷治理蒙古的方略也渐趋完善和成熟。清廷先后颁布了《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律》等法令,在此基础上,到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又经多次修改,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律文已有209条。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历时三年编成了《理藩院则例》713条。这些针对民族地区的立法,体现了清廷治理边疆的思想。其中有关蒙古地区的限制性条款,后人称之为“蒙古封禁政策”。本文在第一章首先考证清代封禁的内涵,界定本文研究中蒙古的范围和封禁政策的核心概念,并简单梳理一下清初治蒙政策的探索和形成。本文在第二章着重介绍乾隆、嘉庆时期关于封禁蒙古的立法,并将封禁条款按内容分为对蒙古地区内部生产生活的限制和对蒙民和汉人交往的限制。全部引文尽量引用当时一手史料,还历史以历史。在第三章将重点描述乾隆嘉庆时期封禁政策在执行中的调整。由于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封禁政策不断受到冲击,清廷不断根据变化的现实进行调整。以上三章是实证性的研究,最后转入规范性研究。在本文的第四章将简要介绍一下封禁话语的转换,简要回顾晚清民国以来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人对封禁的不同历史记忆及其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封禁政策的宏观思考和评价。本文试图截取一个横断面(乾隆朝和嘉庆朝)来研究封禁政策。众所周知,从政治史角度看,乾隆朝是整个“康乾盛世”的顶峰;嘉庆朝是“嘉道中衰”的开端。在乾嘉之际,清朝治理蒙古的政策渐趋成熟和完善,而且随着国势和国运的变化,清廷治理蒙古方略也进行了一系列微妙而影响深刻的调整,这些调整,不仅见著于《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和(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这些法典文本,更见著于蒙古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乾嘉时期清廷治理蒙古的独特性,暨清廷第一次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以一种和平时期的眼光治理蒙古,而不是在统一进程中以服务于战争的眼光治理蒙古。本文力图寻找这些变化的点点点滴,以图勾勒出乾嘉之际清廷治蒙政策的变化和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在清以后,随着建立对新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和文化动员,对封禁政策的评价先后发生很大变化。平心而论,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等外力的干扰,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蒙古的封禁政策,我们会发现清朝在继承明朝政治遗产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它的文化认同,所以不可能将内地与蒙古完全同等对待,这种路径的依赖和蒙古长期以来不隶属于中国政治版图的现实迫使清朝审慎的寻找治理蒙古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清朝在不断推行蒙古内地化的努力,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变迁特别是强制式的变迁成本太高,所以在治理蒙古的政策上一直存在一种内地化情结与本土资源相对不足的张力。因此可以说封禁政策的出台是蒙古地区自身发展和清朝治蒙政策合力的结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不可逾越性。这样就既解释为什么清末在蒙古有设省的动议(热河、绥远、察哈尔),又解释了在这种思路指导下的两个无可奈何的结果,一是外蒙古由“自治”而走向独立,二是内蒙古在经过民国行省化之后又回到了自治区的状态。如果一定要在制度绩效的层面上对封禁政策作一些评价的话,那么封禁政策的整体效果便是失败的,尽管在当时乃至现在曾经或仍然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封禁政策可以说是利在当代,弊归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