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是一件发生在远离美国大陆、较少与美国人有直接联系的事件,然而正是这样一件在当时较少具有“美国性”的事件,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在美国社会的视线和记忆之中,相反二战之后却逐渐成为美国公众话语,并成为国家记忆的一部分。美国透过自身的文化棱镜来解读并看待大屠杀,大屠杀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大众文化的主要参照点之一。除绪论与结论外,本研究主要分五章探讨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第一章主要回顾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当纳粹开动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机器时,罗斯福政府未能积极有效地对犹太人展开救援;美国媒体及非犹太民众对欧洲犹太人命运漠不关心;犹太社团的懦弱自保心态限制了其对纳粹大屠杀作出积极回应。战后,上述反应与态度饱受诟病,也为美国在大屠杀罪行中扣上“消极同谋”的帽子,成为美国反思大屠杀的导火索。第二章研究战后初期美国社会对大屠杀的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在20世纪60年代“艾希曼审判”之前,美国社会并不存在大屠杀话语。然而1945-1960年间,以《安妮日记》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吸引美国民众关注大屠杀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些作品从更适宜美国社会理解的角度对大屠杀进行解读,或传达出美国民众喜闻乐见的信条和理念,或以此透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不公。此外,美国犹太慈善组织在为犹太幸存者募集善款的过程中,通过慈善宣传资料、宣讲、公告、广播以及电影短片等途径,以更高效、更快速的方式将欧洲犹太人遭遇的灭顶之灾传达到包括美国非犹太人在内的千家万户。在学术领域,以菲利普·弗里德曼和劳尔·希尔伯格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在美国构建大屠杀研究,他们提出的一些研究思想和方法直到今天仍是大屠杀研究的重要原则。第三章聚焦于探讨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成为吸引美国民众关注大屠杀事件的重要分水岭,对大屠杀话语在美国的兴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权威性地位从此开始确立。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引发的“阿伦特争论”推动美国学术界关注大屠杀。与此同时,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不断发展,长期遭受社会不公与歧视的一些族裔和群体愈发开始将大屠杀话语当做揭示美国社会问题与矛盾的一种工具,以便更有效地表达利益诉求。在此过程中,美国民权运动使更广泛的中下层民众了解到大屠杀信息。随着美国学术界对民权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将大屠杀话语当作理解美国社会、政治动荡的一种手段,推动其从事大屠杀研究。“梵二会议”不仅揭开了战后基督教世界反思大屠杀的序幕,成为基督教-犹太教展开对话的催化剂,而且推动美国思索自身在大屠杀期间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此过程中,一批因反犹主义教义产生愧疚感、自责感的基督徒学者开始研究大屠杀,并在高校开设大屠杀课程,大屠杀话语逐步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第四章研究大屠杀记忆的美国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纪念区”成立大屠杀纪念馆,是对大屠杀予以“美国化”解读的枢纽环节,标志着大屠杀话语正式成为美国国家记忆的一部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成立与美国总统卡特实施的“人权外交”以及白宫为缓解其与犹太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密不可分。这也使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从襁褓之初便被烙上了浓郁的政治印记,这种政治性反过来又作用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整个建造过程。围绕大屠杀纪念馆的“犹太性”和“美国化”、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纪念馆选址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这些争论最终演变为卡特与埃利·维塞尔、白宫与美国犹太社团、美国犹太社团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在政治、历史、地位问题上的冲突。最终落成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体现出强烈的“美国化”特征,促使参观者时刻感受到大屠杀是一件与美国密切相关的事件,将美国打造成为大屠杀“见证国”,使美国民众成为大屠杀“见证者”;纪念馆展览虽然对美国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态度进行反思,但更侧重彰显美军为击败法西斯国家、解放纳粹集中营做出的巨大贡献。如今,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己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大屠杀历史教育基地、保存大屠杀证据的档案馆,也是美国举办“国家大屠杀纪念日”的官方场所和大屠杀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第五章重点探讨大屠杀话语的国际化。大屠杀话语的国际化经历了一段过程,在此过程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首先表现在美国NBC迷你剧《大屠杀》对美国和联邦德国大屠杀记忆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其不仅是美国大屠杀话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而且也成为推动联邦德国探讨纳粹历史的催化剂,揭开了德国社会激烈讨论第三帝国罪行的序幕。在政府间交往层面,大屠杀记忆的国际化起源于1997年的伦敦会议,历经1998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最终在2000年“斯德哥尔摩大屠杀国际论坛”中逐步成型。其中,美国在促成这三次关键性的国际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将保存大屠杀记忆、推广大屠杀教育带到了国际社会的舞台中央。在上述会议的带动和影响下,欧洲国家及组织的大屠杀教育和记忆活动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在此背景下,2005年联合国也参与到这一行列中,第60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设立“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第A/RES/60/7号决议,要求成员国保存大屠杀记忆和大屠杀遗址、推广大屠杀教育、抗击“否认大屠杀”现象,成为大屠杀话语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在联合国的参与、支持与推动下,大屠杀话语已经成为跨越民族与宗教、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全球性话语,成为当代世界揭示社会弊端、监督人权状况、检测文化宽容的一块试金石,也是文化认知和教育认知的核心因素。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首先,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更多地体现了美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呈现出鲜明的弱化“犹太性”、增强。“美国化”色彩的重要特征。其次,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过程充分说明了文化记忆具有重构能力。美国社会对大屠杀这一灾难记忆进行延伸、阐释与建构,为其注入美国化印记,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是研究历史真实与记忆建构的典型个案。再次,从某个特定领域出发,美国对大屠杀的关注点并非由于主要的大屠杀遇难者是犹太人,而是更多地因为其与美国和美国经历有关。第四,在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进程中,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内,都出现了聚焦于诠释自我话语而滥用大屠杀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存在。最后,纳粹大屠杀话语的“美国化”离不开世界反思战争责任,反思种族主义,反思道德、人性与和平的宏观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保存人类灾难记忆、认识种族主义危害的过程。这一反思进程将纳粹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施暴者与旁观者都卷入其中,也是大屠杀话语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力。今天的世界,种族主义的毒素依然有一定的市场,因而,我们应该以纳粹大屠杀为棱镜,反思灾难、铭记历史、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