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弱势群体”指在数字社会化时代,因自身生理机能、综合素质、个人意愿、经济能力等差异,在数字技术的获取、利用上处于弱势地位继而导致不能均等享受数字时代红利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凭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走天下的数字化时代,这些新型的弱势群体却因数字设备使用上存在的障碍,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社会生活中步履维艰,甚至各项社会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也正在遭受侵害。“因码止步”成为疫情防控期间老年人最痛的记忆,“看不懂、容不下”也成为了数字弱势群体对智慧社会最直观的共同感受。随着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有着正当而深厚的法理依据,涉及“公平正义”和“数字人权”,事关我国“法治中国”的推进,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为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权利侵害等问题,我国相关权利救济法律虽也作出了一定修缮予以调整,但相对数字技术更迭的速度已呈现出滞后性;数字治理的新法新规由于其适用范围上的有限性以及保护方式的局限性,也无力应对数字弱势群体这个特殊问题;传统弱势群体保障法体系中的旧规定在数字弱势这个新问题面前同样显得捉襟见肘;而与此相关的信息无障碍立法进展还较为缓慢,即使是国务院及相关部门为解决老年人技术使用困难等问题专门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政策文件,其存在的法律效力位阶低下以及对主体、职责内容和法律责任等规定的不明确问题也必然带来实际运行中的实效难题。除此之外,数字化时代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路径不畅也为数字弱势群体权利实现带来重重障碍。数字弱势群体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社会治理问题,并不会随着时代更替而消失,反而会愈加严重。面对这些问题,我国应借鉴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数字化贫困治理实践经验和信息无障碍立法成果,结合我国实际为数字弱势群体问题构建完善的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体系:立足现有相关法律体系,完善传统权利救济法律规范,修缮数字治理新法适用弱势群体需要,采用“统一+分散”双轨式立法模式推进信息无障碍立法工作;落实政府等执法部门的主体责任,强调数字化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中对数字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怀;强化司法救助功能,发挥司法宣传教育作用,培育数字公民,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政府精准数字脱贫”、“数字反哺,家庭当先”、“数字企业担当开拓特殊市场”等社会主体共同助力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多重社会保障。共同保障数字弱势群体在数字化时代的权利实现、幸福生活和人格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