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是现代社会的缩影。离开各种资讯和信息,人们甚至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更遑论发展。在公民个人信息价值突增的同时失控也成为了大数据时代下的代名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多样化和隐蔽化,使得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变得迫切又困难。现如今不仅仅局限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身,也为其他犯罪提供帮助,下游犯罪如诈骗、敲诈勒索的既遂率提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侵犯公民信息犯罪的铺垫。数据共享的价值或福利是集体体验而风险却是由个人承担的,要求加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呼声日渐提高。我国还未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专门立法,我国刑法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刑法修正案(九)》在公民个人信息的厘定上并未阐释相应标准,对于条文中出现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也未做出有关解释,导致法律适用具有随意性不规范性。虽然之后两高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提出了客观行为的认定标准,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做了规范明晰的说明。但是解释的出台仍有未解决的问题,比如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边界、入罪分析中存在法益分析、客观行为的解读、情节严重的界定等相关司法适用的疑难问题。本文将指出司法解释、司法途径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完善尽绵薄之力。本文分为导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通过问题的提出,引出研究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目的,结合相关学者与国外对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模式、指出现行国内立法现状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出本罪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一章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立法进行评析,结合相关学者的学术观点,明晰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解释》第一条首次在刑法领域用列举模式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定义,本文着重从结合型公民个人信息的限定,“行踪轨迹”的范围界定这两个方面来厘定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数量也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解释》第五条也有规定,本文基于此对批量信息的认定与适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第二章从侵害客体背后隐藏的法益进行分析。首先要理清本罪法益才能明确本罪的入罪标准,公民个人信息只是侵犯客体,本文拨开现象看本质,对个体属性的信息自决权法益和社会属性的信息安全法益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的局限性,最后引出信息专有权法益,并以信息专有权为核心,阐述其代表的权利本位的合理性。第三章对客观行为的方式进行解读。对于客观行为中的“提供”是否可以无偿,“窃取”是否等同于盗窃,“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中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枚举和阐述,反映出《解释》规定的客观行为方式并不能完全涵盖多样化的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从而提出刑法需要规制多样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第四章指出司法实践在认定“情节严重”时存在的观点与认定上的适用问题,在观点选择上笔者指出其他观点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运用类构成要件复合说的优越性。在司法实践上通过五个方面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进行深入探讨。结论通过理清正文理清各章节的脉络,点明本文的核心思想。最后提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保护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