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中国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开始萌芽和发展。受西方现代美学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引入,中国美学和美育理论出现了追求审美的重要转变。然而,自鸦片战争开始,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展现在大众的面前,所以美学家们把强烈的济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融入了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中。他们的美学理论总体上是以审美和艺术来改造人心、改善人生的审美价值理论。作为世纪之交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美学和美育理论具有鲜明的过渡色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以国家社会为己任的社会良知者的可贵探索。梁启超的美学和美育思想在其一生的前后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以欧游为界,前期梁启超作为一个社会改良者,他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主要包含在文学问题中,他的美育实践主要以“三界革命”的形式体现出来。梁启超“三界革命”的提出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背景,他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希望通过审美的路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的美育思想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和救世倾向,显然是不能成功的。但是这种功利性中包含的审美性也具有创新性的色彩。经历了强国救亡现实要求下的仓惶急躁后,后期的梁启超多了一份静思、从容。梁启超从前期以“三界革命”为中心发展到对美的普遍形上思考,他认为真正的文明在于精神,更注重对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探讨,提出并阐释了极富个性特色的重要美学范畴“趣味”。梁启超的思想复杂,前后期的划分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事实上,他的前后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不能截然分开。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以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为主要内容。梁启超认为情感神圣、神秘、超科学,且知情意三方面不可缺少,所以情感教育是有必要的。情感教育的主要载体在于艺术,情感教育作用于人的过程也就是文学“四力”发生作用的过程。梁启超谈情感教育的时候大都是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家来说,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倾向。梁启超在吸收西方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当时的审美、人生、生活问题,提出了趣味教育。趣味教育以其独特的趣味理论为基础,强调了美和趣味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为人人都能享受趣味的乐趣提出了三个趣味的源泉。趣味教育旨在构建真善美相统一的“趣味生活”和理想的人生境界。梁启超的美育思想独具创见,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极大的启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