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怨诗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到了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繁杂菁芜的诗中,“男子而作闺音”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其中不乏男性作家将其物化,投射欲望的赏玩心理。但是那些危楼独倚,望断天涯路,痴痴等待归人的女性形象,因被荡涤了纯粹色貌描写的香艳,突出了“等待”的情感重量,同时淡化了“等待”本身的悲苦情绪,而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义。这种“等待”既是对闺中人现实的描摹,又投入了男性作家的内在主观心理感受,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异质同构关系在诗的表达中达到高度的融合。本文从美学,心理学的角度对闺怨诗中的“等待”心理的形成,以及对闺怨诗创作影响的方面展开论述。唐代的女性被限制在社会的大门外,很少有机会与外界交流。她们生活的环境只有房,闺,最大的只能是庭院。或许偶尔几次可以外出的机会,等到再次回归封闭空间的时候,失落的情绪也就更加明显。封闭的空间只能形成封闭的视野。封闭的视野形成起审美的角度只能是外窥型的,扩散型的。同时封建制度又决定了女性对自身命运改变的艰难和无能为力。女性的这种现实的生存状态引起了男性文人的关注。他们在审视她们的同时,看到的还有自身的影子。唐代宽松的社会环境,给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孔孟之道的教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要求,内化为他们把握自身存在的方式。但由于他们的入世愿望只有通过君王和朝廷才能实现,所以就产生了对统治集团的极度依赖性。而君主专制的局限又决定了大批真正有政治才能的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仕途或遭受仕途的坎坷。于是被内心描绘的过于完满的理想在与现实激烈碰撞时,巨大的落差足以使他们在一时之间找不到衡量自身价值的参照物。他们失去了主体进取的精神,感到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在被现实与理想隔绝的封闭空间中做消极的等待。远处的理想没有完全破灭,但是遥不可及,不可触摸。他们失落,痛苦的情绪难以抒发,他们对现实的无力感也愈加明显。此刻想起了闺中等待他们归家的女子,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情感体验。于此借女子之口表达男子的失魂落魄,等待被人救助的情怀。这就和传统的“臣怨”和“闺怨”结合起来。其次,女性等待形象也是男性作家的内心期待。文人因为要实现社会所赋予的角色不得不出外宦游,现实的不如意又驱使其四处漂泊。当他们的理想难以实现时,家就成了流浪在外游子的心理趋向,闺中人的“等待”变成了具体的心理期待。尤其是仕途受挫,抱负无从实现之时,这种心态愈加明显。社会价值的难以实现,但闺中人的等待在远方为其生存提供了另一种参考价值,借此肯定了生命还有意义。与其说是闺中人在想在怨远方的游子,不如说是游子在企盼闺中人的思念。在此种情绪的感悟描摹中,男性的压抑凄苦得到了输导和宣泄,心理达到一种平衡。再次,就是男性文人表达政治观点的需要,这是和诗歌的传统中的“用”“刺事”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通过闺怨诗来表达对于战争的看法,对于政治的理解。等待心理对于闺怨诗歌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述:幽闭的审美空间,这和女性生存空间是形式相似的;幽长焦虑的审美时间,既对时间的漫长感到厌倦,又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恐慌,矛盾的时间体验在诗歌的表达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二个方面是孤独、贞静审美形象的塑造,这也是男性文人对于自我的审视和要求。孤独是贞静的基础,贞静是孤独的发展和必然要求。第三个方面就是审美情感的悲凉。男性文人对于女性和自身的要求,其实没有所谓真正的意义,也不会对其实现社会价值有任何帮助。对于这种情况的反思,就产生了悲凉的情绪体验。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审美形式的曲折、迂回、一唱三叹。这种已经包涵了内容在内的形式,在等待心理的关照下把文人的情感心路历程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样在主客体的相互关照,相互影响中,闺怨诗中的“等待”意象有了具体丰富的内涵。男性作家的生存体验,女性现实生活的经验,在“性别错位”中得到了高度的融合。“等待”心理对于闺怨诗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新的补充和发展,使得闺怨诗散发了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