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新趋势,一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细化态势愈发迅速;二是区域贸易协定越来越向深度一体化迈进。随着全球价值链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入发展,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制造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二者的影响。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下,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备受外商直接投资的青睐。与此同时,在签署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时,各国博弈的重点也逐渐向制造业倾斜。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细化、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凸显,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制造业作为亚太国家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其影响亦不容小觑。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制造业为例,就亚太深度一体化对区域内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在具体研究上,本文坚持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归纳与分析,明确相关主题的研究进展,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其次,对深度一体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进行解析,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再次,通过构建深度一体化指标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对亚太深度一体化程度以及亚太国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亚太13个国家2010—2017年间14个制造业细分部门的面板数据,以实证分析的方式探讨亚太深度一体化对区域内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得出明确的研究结论。最后,基于综合分析,对中国构建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以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出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亚太各经济体都更加注重第一代贸易政策的“约束力”,其区域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整体仍以边境措施为主,并且边境措施比边境后措施更具“约束力”。无论是否考虑法律约束力,亚太发达经济体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均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中,韩国和美国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综合深度较高且更具“约束力”,而新加坡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各项平均深度最低且“约束力”最小。发展中经济体中,墨西哥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各项平均深度最高且最具“约束力”,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各项平均深度最小且“约束力”最弱。（2）亚太发达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环节,新加坡和加拿大的制造业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下游环节。亚太发展中国家中,文莱、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环节,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制造业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下游环节。（3）签订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能够明显提升亚太国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亚太国家在签订深层次区域贸易协定时,应当更加注重第一代贸易政策并更多地涉及边境后条款,同时也要更加重视边境条款的法律约束力。（4）签订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对亚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亚太发达国家应当更加注重第一代贸易政策,而亚太发展中国家则要更加注重第一代贸易政策的法律约束力。在核心条款中,亚太发展中国家要给予边境后条款更多的重视,而亚太发达国家则要更加重视边境条款的法律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