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指个体(或群体)的一种相对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个体(或群体)可通过支配重要资源或施以奖惩来控制和影响他人(韦庆旺,俞国良,2009;Guinote,2017)。趋近和抑制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动机和行为反应倾向,反映着个体与所处环境的交互方式,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核心机能(Gray&McNaughton,2000)。Keltner,Gruenfeld和Anderson(2003)的权力趋近/抑制理论提出,不同权力对于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可概括为:高权力激活个体的行为趋近系统,引发积极情绪、自动化认知和趋近行为;而低权力激活个体的行为抑制系统,引发消极情绪、控制性认知和回避行为。这一理论自提出以来,已经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近年来,研究发现“高权力→行为趋近”的联系并非稳定不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调节。同样,“低权力→行为抑制”的关系也不总是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低权力者并不总是消极而回避的。那么,在何种情境下低权力导致行为抑制,又在何种情况下低权力不引发行为抑制呢;什么因素会影响“低权力→行为抑制”关系?这一问题值得关注与探讨。鉴于低权力者时常面临外界(尤其是高权力者)对他们能力和表现的评价,本研究主要探究评价对于“低权力→抑制行为”关系的影响,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初探评价、低权力和行为抑制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包括两项研究:研究1为问卷调查,考察在日常社交经历中,低权力经历、个体所受评价(是否受到评价,受到多大程度的评价)和行为抑制倾向之间的两两相关;该研究以情绪作为行为抑制倾向的测量指标。研究2为资料分析,分为A和B两个子研究,分别考察中国和英国的低权力经历中,个体所受评价的属性(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以及评价的消极→积极程度)和行为抑制倾向之间的相关;该研究以情绪和行为反应作为行为抑制倾向的测量指标。第二部分探究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抑制”关系的影响,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抑制主要指低权力者对高权力者的回避。该部分包括两项研究:研究3为线上实验,考察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回避高权者倾向”关系的影响,以焦虑、担心等行为抑制状态的自评作为回避倾向的测量指标。研究4为眼动实验,考察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回避高权者行为”关系的影响,以回避注视高权者眼睛作为回避行为的测量指标。第三部分探究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非权力关系中整体行为抑制”关系的影响,非权力关系情境指低权力者行为反应的对象不是高权力者的情境。在第三部分中,低权力者的整体行为抑制倾向将由多个因变量指标联合测定,包括情绪、行动意愿、谈判意愿,以及风险感知。该部分包括两项研究:研究5为纸笔实验,考察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消极情绪、低行动意愿和谈判意愿”关系的影响。研究6为线上实验,考察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高风险感知”关系的影响。第四部分同时考察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抑制”、“低权力→非权力关系中整体行为抑制”关系的影响,以及探究低权力、评价、非权力关系中整体行为抑制、权力关系中行为抑制四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也包括两项研究:研究7为实验室实验,一起考察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整体行为抑制倾向”和“低权力→回避高权者”关系的影响。该研究以空间偏好(反映大脑两半球激活水平的差异,左右半球各自对应行为趋近/抑制系统)作为整体行为抑制倾向的测量指标,以人际距离作为回避高权者的测量指标。研究8为现实验证实验,在真实存在的权力关系(以企业员工和上司为例)中,验证研究7中积极和消极评价对“低权力→整体行为抑制倾向”和“低权力→回避高权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低权力、评价与行为抑制倾向三者之间存在相关:在低权力经历中,个体普遍受到了外界评价;所受评价的程度(研究1)、评价的积极/消极属性(研究2)与个体的行为抑制倾向存在相关。第二,积极和消极评价影响“低权力→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抑制”关系:当低权力个体获得消极评价时,他们对高权力者有较多的回避倾向(研究3)和回避行为(研究4);当其获得积极评价时,不会对高权力者产生回避。第三,积极和消极评价影响“低权力→非权力关系中整体行为抑制”关系:当低权力个体受到消极评价时,有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较少的行动意愿和谈判意愿(研究5),以及更高的风险感知(研究6);而当其受到积极评价时,并不会有这些抑制和回避反应。第四,低权力、消极评价、整体行为抑制倾向,以及回避高权者四者的关系是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低权力和消极评价将激活个体的整体行为抑制倾向(右脑行为抑制系统受到激活),继而引发对高权者的回避(研究7);这一变量关系也在组织工业背景下真实的权力关系中得到了现实验证(研究8)。第五,只有当个体处于低权力地位时,积极和消极评价才会产生影响;而在非权力关系(权力基线水平)中,评价不会影响个体的动机与行为反应倾向(研究3~研究7)。以上结果表明,评价是影响“低权力→行为抑制”关系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从实证层面揭示了低权力在何时引发个体的行为抑制,丰富对权力趋近/抑制理论(尤其是低权力效应路径)适用条件的理解,这有助于完善权力的社会心理整合模型。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低权力→行为抑制”关系影响因素的探讨,能为如何改善特定情境中低权力者的抑制与回避(例如,职场当中普通员工的消极怠工,不愿意多与上级沟通)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