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进步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对经济的增长力的影响，其重要性更是巨大。伟大领袖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判断。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科学观。基于现代科技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技，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生产力诸要素全面渗透，同它们融合。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第一，高新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据统计，我国现阶段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是传统工业产值的5～10倍，是传统手工业的50～100倍。第二，如今产品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1972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向太空发射的了世界上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投资总额为2.7亿美元，而首年即收回14亿美元利润。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刺激下，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已经成为不可变革的事实，已成为经济提高、民族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器。少数民族由于地理、政治、历史环境的因素，导致少数民族发展一直处于落后阶段，科技发展更是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民族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交通、教育等也因为经济原因很难有力推进少数民族科技进步，由此形成了循环效应，即“科技—经济—社会”相互制约，未能很好的形成循环性促进效应。科技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科技任务而规定的基本行动准则，是确定科技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技事业发展进步的战略原则。二次大战后，由于战争的催化，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社会逐渐科学化，科学逐渐社会化。从而使得科技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凸显重要。国家的科技要想取得进步，不仅要协调好科学技术领域的内部各种衔接，以利于科技发展的整体协调；又要处理好科技、经济、社会的互相促进关系，以使它们协调稳固发展。国家必须制定出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统一的基本行动准则，利用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制定有效的、及时的政策管理。为此我国科技部、中科院和各省、市科委一般都设有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另外，国家与地方还成立了科技政策研究会，从而以达到科技政策制定、颁布、实施的合理性。杜鲁门总统曾经在强调说1“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发展它的科学技术资源,否则便无法保持今天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慷慨而明智地支持并鼓励大学、工业和政府实验室中的科研工作,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科技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美国有一套卓有成效的科技政策紧密相关。苏联解体后，克林顿总统时代，世界上没有战争威胁下美国极力促使减缓国防经费的增幅，放弃“星球大战计划”,缩减原子能研究开支,控制并暂缓空间站发展，为了加强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克林顿政府迅速做出转变科技发展战略,从而加强了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战略进一步强大了美国的综合国力。从1976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鼓励科技创新的《国家科技政技术创新法》、《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技术创新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加强信息通讯产业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对世界高新科技领域研究，促进“产—学—研”结合的调整税收政策（1981年通过了《经济复兴税收法》)、鼓励企业合作等举措。美国特有的"产—学—研"结合道路,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目前我国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发展尚未有明确的、真正的国家性质的立法，少数民族科技政策也仅仅被当做民族政策的附加文件出台，国内对于民族科技政策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对于少数民族科技政策绩效评估研究更是处于空白，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少数民族科技开展系统梳理，对少数民族科技实施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各少数民族省区科技政策的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进行评价，对国家在少数民族科技政策方面所带来的投入产出进行绩效评估，并且针对目前少数民族科技发展进行有效分析及提出合理建议建议，对于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科技进步、科技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