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同时也是这一地区农业确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运用植物考古方法,通过对大汶口早期北阡和大汶口遗址以及大汉口中晚期焦家遗址的植物考古个案研究,并结合该地区已有的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探讨大汶口文化的生业经济。根据植物考古发现情况和大汶口文化类型划分,将海岱地区划分为胶东半岛、鲁北、鲁中南、皖北四个地区。并对各个小区的农业及采集活动进行分析,比较研究各个区域之间生产方式的异同和生业经济的发展演变。大汶口文化早期,史前农业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农业生产是获取植物资源的主要方式,采集野生植物资源在植食资源利用中所占比例较小,各区域的生业模式有所差异,稻旱混作农业格局大致形成。胶东半岛地区是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并辅以少量粟和水稻,农业生产在生业中可能并不占据主导地位,采集经济仍然占有一定比重。鲁中南地区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黍二者地位相当,同时种植少量水稻,农业为主要的生计模式。皖北地区农作物只有水稻,为稻作农业类型,野生植物资源只有栎属一种。但该遗址样品量少,结果不一定代表遗址的全貌,区域性表性可能更加有限。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农业发展较快,农作物种类增多,采集经济在生业中的比重进一步减小,黍的地位下降,粟、稻强化种植,稻旱混作农业正式形成。鲁北地区是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类型,同时种植少量黍和大麻,暂未发现水稻。农作物遗存的数量和种类似乎与其高等级的聚落规格不符,这可能与2016年发掘区位于遗址边缘有关。皖北地区总体上为稻粟混作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单一,各遗址农业有所差异。杨堡遗址水稻的地位和比例高于粟、黍,芦城孜遗址未见黍,粟的地位高于稻,尉迟寺遗址粟、稻地位相当或粟略高于稻。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水热条件的差异应是各地区发展不同农业类型的最主要原因,水稻种植可能是受到南方文化系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