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文本的探究是中国古典文论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论对文本的探究从先秦到清末一直持续着。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家与作家的身份是同一的，因而总是带着作家的眼光去看待文本；这与西方文论家从哲学和语言学角度看待文本是迥异的；因此中国古典文本理论呈现出与西方的文本理论不同的特点。纵然如此，经过仔细研究，我们还是透视出中国古典文本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我们发现，文本可以分为情理层、物象层和声音层三个层面，文本的风格是文本三个层面组合所表现出来的文本面貌，辞格等各种文学艺术手段是三个层面巧妙配合的技巧，文学意象、境界以及人物和情节都是情理层与物象层融合的形态。总而言之，文本的形式规律就是三个文本层面组合、配合、融合的规律。从先秦到清末，文学文本理论的发展是情理、物象、声音三个文本层面逐渐被发现，其组合、配合、融合规律依次被总结出来的历程。先秦两汉时期，三个文本层面逐个被发现，先秦学者提出“诗言志”，表明人们注意到了诗歌的情理层的重要性；汉赋中丰富的物象启发人们对华美物象的追求；《诗大序》的作者留意到诗歌所表达的情感不同，诗歌的声音节奏给人的感受也是不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深化了对三个文本层面的认识，并开始初步探究三个层面的组合形态和配合成果。曹丕、陆机和刘勰等人都注意到文本风格，这是各具特色的三个文本层面相互组合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永明声律论探索了汉语文本声音层的规律。《文心雕龙》不但讨论文本各层面的特点，文本的风格，还初步研究了几种重要的修辞，即文本中情理、物象与声音巧妙配合所形成的奇特效果。继魏晋南北朝文文理论全面繁荣之后，隋唐五代的文论家开始专们研究文本物象层和情理层的关系，这一时代最大的文本理论成果就是意象说。意象是物象层与情理层融合的形态，不管是殷璠的“兴象”，皎然的“文外之旨”，还是司空图的“象外之象”说的都是文本中的物象与情思融合的形态。而到了宋代，文人们开始全面讨论文本创作的各种法式，文本的技巧、规律，也即文本各层面组合、配合、融合的规律。他们发现文本形式规律的客观存在，而文本的好坏就取决于文学技巧运用的好坏。从南宋到金元，人们在探讨文本形式技巧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学文本有超越技巧之妙，“气象”、“神似”对文学更为重要。然而为什么“不工”比工巧更好呢？这个问题要等明朝人来回答。明代文学理论家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文学技巧是为了完满地表达内容而存在的，内容常新则规律无穷。所以固守前人所总结出来的文本规律是不够的，只有立足内容才能够探索出新的形式规律，文学才能发展，这就是宋人要求超越工巧，追求“不工”的原因。此前，文本理论主要是就诗词文本和散文文本而言，从明朝开始，随着戏剧、小说的发展繁荣，关于戏剧文本和叙事文本的理论发展起来。戏剧和小说文本中的层面更加复杂，不但有作者的情理—文本主旨，更加有文本中人物所遵循的情理—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的驱力。虽然明代小说文本数量多，影响大，但明朝小说文本理论的成就不如戏剧文本理论，这需要清朝文论家来补齐。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学总结的时代。在抒情文学方面，文论家发现，文本的形式规律经过长期的运用和积淀而具有表意功能，文本声音层的美感与人本身的生命节奏有关，物象层与情理层从一开始出现就密切结合在一起，文本的魅力一部分来自于文本的多重意蕴，王国维为意象说做了总结。在戏剧方面，金圣叹认为物象层是主次相生的，即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衍生出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清代的小说文本理论硕果累累，金圣叹、毛宗岗、张道深、脂砚斋讨论了文本中人物与情节的各种问题。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和情节既属于物象层又属于情理层，如果说意象是物象与情理的初级融合形态，那么人物和情节就是物象与情理的高级融合形态。总而言之，中国古典文本理论的发展，是讨论文本的三个层面，及其组合、配合、融合规律这样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