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问题业已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农产品安全生产是食品安全的首要环节,然而现有研究大都基于技术给定的假设,未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机理从源头上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事实上,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业技术进步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农业技术进步方向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至关重要。一个对食品安全政策进行深度解析的令人满意的经济学研究框架,必须包括不同方向的技术进步对政策的内生反应。文章以一种重要的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农药为研究对象,运用二分项Logistic模型对农药技术市场上存在的“逆选择”现象进行实证分析；放松现有文献对技术给定的假设,将农业技术进步方向纳入Acemoglu(2002,2009)等人的内生增长模型,构建了一个在效用与环境双重约束下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向模型,对投入要素互补的两个部门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动态刻画；构建了农药技术扩散模型,较精准地测度了两种农药技术的扩散速度；两个案例研究则从不同的角度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文章拓宽了技术进步方向模型的应用范围,并在现有的农业技术进步理论范围内进一步边际拓展,为分析农产品安全问题(包括食品安全)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现有研究的全新思路。文章的基本结论如下：(1)农产品生产技术市场上的“逆选择”现象是导致农产品安全问题的表层原因。在我国,无论在宏观、微观两个不同层面上都存在着两个不同农药技术进步方向上的“逆选择”现象,即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安全的”化学农药技术更容易被经营者所选择性接受,而“安全的”生物农药技术则与之相反,导致了农药尤其是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和不规范使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安全。微观数据分析表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生物农药的认知以及农产品安全意识等因子均会对农产品生产技术市场上的“逆选择”产生影响。(2)农产品安全生产问题的深层原因可追溯至两种不同方向农业技术进步的动态变化。农药技术的方向性演进与扩散在源头上对农产品安全产生显著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取决于两个生产部门创新活动的相对期望收益,后者则取决于技术进步效应、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三种效应。当两种要素投入互补,即e<1,价格效应占主导地位,创新首先发生在不安全的生产部门,且不安全技术的扩散速度快于安全技术。在自由放任状态下,技术进步方向无法调整,不安全的生产部门创新速度会快于安全生产部门,农产品安全灾难性的后果难以避免。而短期津贴和税收会使技术进步转向,阻止农产品安全灾难性后果的发生,这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方向的重要性。因此,作为社会政策制订者的社会计划者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引导农业技术进步方向,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农业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根源上缓解农产品安全问题。(3)对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这两种技术的扩散与选择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区别于DTC模型中两种技术的相互替代关系,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两种技术呈现明显的互补特征。通过对我国2000-2012年间生物农药产业和化学农药产业的计量分析,文章发现生物农药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为0.843、技术扩散速度为9.59%,技术进步贡献率为23.36%,各项指标均远远低于同期化学农药产业的水平。(4)两种类型的技术进步由于扩散速度的不同而导致了技术市场上的逆选择,两个案例从不同角度为本研究的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对浙江罗幔杨梅技术的扩散和选择过程的分析表明,农业技术创新的动态化、新技术供给者与采纳者的“干中学”的学习效应、采用者的异质性行为等是影响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的扩散速度与扩散效果的微观因素；对台创园的案例分析则表明,台商自身特征、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是影响其技术扩散效果的诸种因素。(5)藉由农业技术进步方向的角度解决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问题,应从农药的技术进步方向、农药的技术扩散过程以及农药技术选择过程三个环节进行有效的政策规制,由此构建“农药技术进步方向-技术扩散-技术选择-政策规制”的动态框架,系统地解构农药技术进步方向对中国农产品安全的影响机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针对我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为促进农产品安全保障、推动创新资源整合并最终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从源头上提供了更有效的规制路径,并从农药的技术进步方向、农药的技术扩散过程以及农药的技术选择过程三个具体环节提出了解决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问题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