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型社会,互联网产业是我国当前发展最为繁荣,最具有活力的高科技领域。它在为当今社会带来更多的交流和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在当前网络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参与行为,即为网络用户提供服务的行为也日渐趋向纷繁复杂。从最早期的为大众用户提供接入、搜索、查询信息等服务性功能扩大到过滤修改信息、引导社会舆论风向、为网络用户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平台等其他功能。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功能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违法犯罪行为呈增长的趋势,网络金融诈骗、网络色情淫秽的传播等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给网络空间安全的维护造成了非常严峻的挑战。这些犯罪行为的实行都需要依靠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帮助来实现。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连接互联网世界中各用户的重要环节,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预防网络犯罪等方面占据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假设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施行参与行为,那么其他网络犯罪行为将会失去技术依托,也就不成立犯罪。因此,研究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行为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为其设置法定义务,是对当前互联网犯罪在刑法上进行预防所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之一。本文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行为进行刑事归责的原因和依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分类、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行为刑事责任的分类和归责模式以及法条中规定的两个具体罪名的相关问题四个方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探究。本文结合学术界对这一主体的概念分类和实际情况,采用三分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化加以区分。继而论述了美国、德国这些网络先行国家对提供网络服务的主体进行刑事归责的模式,结合我国的归责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同时,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参与行为后面临的困境和产生的争议,如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本文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在分析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时,应运用折中说来限制其处罚范围。我国现行《刑法》中新设置了条文,在当前网络犯罪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运用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为和不作为的帮助行为做出评价,以来规制其行为。其后配套的解释也为追究以上罪名中该主体参与行为的刑事责任设置了初步的标准,但罪名具体的适用,如“明知”的认定,“情节严重的认定”,“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认定仍存在其模糊性,需要明确和完善。本文认为“明知”应包括“应知”,主张可从数据、金额等方面认定“情节严重”,将“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拆分理解。期望通过本文可以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主体参与行为的刑事责任边界,完善对其进行追责的不足之处,打破判定其参与行为刑事责任的僵局,对它的犯罪行为起到预防和惩罚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