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Coetzee，1940-)是一位多产作家，在过去二十年中著有九部小说和四部论文集。自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他的作品广受关注。作为英语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库切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颇负盛名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由于他经常在作品中采用寓言的写作手法，再加上作品中一些模糊、不确定的因素，因而有唯美主义、逃避政治之嫌。相反，也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是历史与文本的结合，且富有伦理道德意味。　　 作为库切的第三部小说，《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颇有类似争议。作为历史寓言，小说故事中时间、地点的不确定性难免受到质疑，作品本身也被列入与历史、政治无关的行列。当然，也有批评家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这部寓言小说能够解码特定的政治霸权。事实上，这部作品并不是与政治无关，它涉及到帝国霸权及被殖民者的边缘化。　　 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在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1978)中引用的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话所说，被殖民者无法描述自己，只能被描述。这句话深刻反映了《等待野蛮人》中被殖民者的悲惨境地，在这部作品中，库切描述了一群无助的、被殖民的土著居民，他们已被边缘化，丧失了自己的身份主体，而这正是殖民者权力机制操作的目的与结果。　　 在强烈的民族优越感驱使之下，小说中的殖民者把自己的偏见强加给土著人，并冠之以“野蛮人”的恶名。这些土著人被疏离成边缘人，被降格成沉默的“他者”，并被描述成一群生来就要被统治、被奴役的野蛮人。正如萨义德所说的被殖民者不是帝国的对话者，而是沉默的他者。他的评论确切概述了这部小说中土著人的悲惨处境。在统治者的支配下他们处于失语状态。在历史背后的权力运作那里，谁有权力，谁就有话语权，因此处在边缘位置上的他者在强大的对手面前是无助的、无声的。　　 随着故事的推移，可怕的场景一个个浮现在我们面前。暴力行为只是帝国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强制性地把土著人推向边缘化的手段。关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范农(Fanon，1925-1961)说他们第一次相遇便是暴力，他们的共存，即殖民者对土著人的剥削，是凭借着刺刀和大炮进行。因此暴力之于权力关系就是一切。　　 殖民关系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剥夺和压迫。压迫者在被压迫者缺席的情况下，可以为所欲为地随意书写。决定乔尔的审讯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霸权和“现成的真相”。其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寻找“真相”，而是确立他“现成的真相”，也就是所谓的蛮族起义。“野蛮人”是一个被扭曲和抽空的符号，战争应该是双方势均力敌的对峙，但实际上双方实力完全不对等，而且故事从头到尾始终没看到野蛮人对帝国征讨的正面回应，传言始终停留在传言阶段。囚犯完全失去话语权，主导审讯过程的是那些审问的人，因此真理属于他们，而不是这些囚犯。这个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对话，因为这些土著人已丧失了身份和话语权，被边缘化，并沦落为“沉默”的他者。　　 为这个虚构的帝国效力多年的老治安官，貌似善良并对酷刑持有异议。但事实上他也是帝国的一部分，而并非残忍的乔尔上校的对立面。当他获悉乔尔抵达后要进行调查并实行边境军事化的决定的时候，老治安官被激怒了，这不仅是因为乔尔采用酷刑来获得他所谓的“真相”，而且还因为乔尔改变并破坏了他统治下的理想世界。他最初并不在意不公酷刑，他在乎的只是他安逸的生活被打乱了。　　 当乔尔对老人和孩子施以酷刑的时候，老治安官确实被激怒了，他们是他早些时候因为偷牛被逮捕的犯人。他拿起灯笼前去查看审讯现场和乔尔酷刑的受害者，但他很快就又后悔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同时他意识到，作为帝国的一部分，他的努力是注定无效的，像一个在安慰被父亲暴扁过一顿的孩子的母亲。　　 当乔尔出发去逮捕更多的囚犯的时候，老治安官感觉松了口气，非常高兴自己又可以独处了。他想要的就是和平，任何代价换来的和平。他从未关心过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落入乔尔的魔掌。尽管他从来没有向乔尔的淫威屈服，要求也不过就是“安享晚年”，但他摆脱不了他是帝国的同谋的事实，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帝国需要通过界定自身的“有序”与“文明”来证明其存在，因此由老治安官发现的杨木简的解读的不确定性对帝国来讲是个威胁。作为帝国的忠诚成员，老治安官痴迷于杨木简的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想要解读杨木简的欲望表明了他对帝国事业的参与。他想丰富帝国史册的内容，这必将有助于帝国对野蛮人的控制。　　 野蛮女孩这件事是老治安官对野蛮人的真实感情的缩影。野蛮女孩在乔尔的酷刑之下残废并部分失明。老治安官出于人道的思想对野蛮女孩抱有同情心，然而他的人道好心也仅仅是不对等前提下的怜悯和同情。正如老治安官自己所说的他想做他认为正确的事，补偿帝国所犯下的错误。他对赎罪和偿还可能性也深信不疑。他希望他们尽早也尽可能地恢复以前的生活状态。　　 我前面提到过，老治安官自信自己的行为完全不同于乔尔，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其实自己跟“刽子手”乔尔之间没多大差别。老治安官发现他并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宽容的欢爱制造者，残酷的乔尔的对立面。他是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乔尔是帝国在凛冽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真相。他们分别代表帝国的两个不同侧面。　　 当他意识到他在整个过程中与帝国的同谋关系时，老治安官尽力想要与帝国和乔尔划清界限。当他送野蛮女孩送回她自己人那边并因此以叛国罪被捕时，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帝国的敌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成了野蛮人的代表，他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把自己看作帝国的对立面和敌人，但与野蛮人是不同类的敌人。　　 小说的题目出自一首同名诗歌《等待野蛮人》。诗歌讲述的是一个即将灭亡的帝国的参议员身着盛装等待着野蛮人的到来，以便通过与野蛮人的对比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小说的情节与此相似。诗歌的结尾“没有野蛮人我们怎么办?/那些人是我们的出路。”表明没落的帝国只能虚构一个对立面--假想敌来确立自己的存在。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谣言，帝国想通过将异族假定为野蛮人，假象成敌人来获得一个身份认同。　　 同样，小说中的帝国也在衰落，作为帝国忠实奴仆的乔尔上校和老治安官试图通过加强他们对土著人的控制和虚构假想敌来阻止帝国的衰落。意识到帝国的衰落，他们有了一种威胁感。一旦失去霸权和统治地位，他们即失去自我。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不愿失去对被殖民者的统治权。正是由于对自身的脆弱性和对难以理解的异域空间的恐慌致使帝国虚构了野蛮人的威胁论。为了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帝国试图把自身的危机转嫁到野蛮人身上以解决自身问题。　　 作为帝国一个忠实仆人，乔尔不愿意接受世界正在变化这一事实。他对野蛮人施加的酷刑和对他们的袭击都是他试图维持其统治地位，延长帝国时日的垂死挣扎。老治安官看似善良不同于乔尔上校，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帝国的罪愆所做的忏悔和赎罪，他也清楚他做的这些与帝国对野蛮人所施的暴行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在小说结尾部分老治安官意识到罪恶潜伏在他们自己身上，因此他们必须自己而不是让别人来担当。帝国对他者的建构实际上是自我的投影，它四处寻找敌人，其实敌人就是帝国自身。而他者的身体作为一个文本，是帝国霸权可以肆意施虐的场所，是掌握着权力的帝国将自己的话语强行加于他者身上的地方。　　 老治安官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盯着他的脸，但他始终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大卫·阿特威尔(David Atwell)认为盯着老治安官脸的是“历史”本身。老治安官自己也承认帝国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他说都是帝国造的孽!帝国造就了这段历史，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的角色。土地终将物归原主，帝国注定衰落。无论怎么做，想要延长帝国时代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帝国创造了历史，也终将归于历史。　　 通过解读这部小说，我们发现库切并不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不问政事。通过对权力的解读，小说揭示了西方文明世界的野蛮本质，预言了殖民时代的终结。库切的小说与南非甚至整个当今世界的政治息息相关。《等待野蛮人》，连同他的其他小说，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黑色寓言”帮助人们认清世界上存在着严重的暴力、酷刑与不公。　　 如何才能把“自我”与“他者”结合起来?萨义德建议最好的方式就是相互理解与欣赏对方的文化，而不是怀着一种优越感去试图统治“他者”。同时“他者”不要等着“自我”主动来讲和；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自由、权力，自己的国家，也为了众生平等而战，欠发达国家应该竭尽全力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