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表示配对意义的量词或者单位词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都是一个范畴化的过程。其中必然存在一个范畴中心,成为这个量词或单位词对名词性成分的最基本的选择。其他选择是从这个范畴中心开始向外扩展的,包括范畴的近距扩展和远距扩展。范畴化过程可以得到语言的历时发展和语言类型学的支持。范畴化给我们展示了汉语配对量词和英语配对单位词对名词性成分选择的一个过程。劳动人民在了解世界的过程中,势必要表达从未认识过的事物或概念,解决的办法是借用现有的事物和概念去替代。这种类比,造就了名词和汉语量词或者英语单位词中相互选择某一名词性成分的重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互溢”。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同一事物势必产生认知差异。农耕民型语言和畜牧民型语言由于语言交际范围的大小和交际频率的多少的不同,对世界的认知和表达并不是完全吻合的。汉语社团的“尚一”文化,从整体角度看待事物,讲究“天人合一”。与之对应的英语社团注重功能性、精确度。文化间的相似和缺失是同时存在的。名词和量词的选择是开放性的,随着社会和语言的不断发展,量词对名词的选择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尤其是当今社会东西方交流的频繁和深入,语言间的相互渗透也在进行,从而形成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事物认知的统一性和趋向同一性。人的一般认知方式,即人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客观报道到主观表达。这一认知过程与范畴化过程是一致的。范畴化的动因在于转喻或隐喻。修辞规则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转喻和隐喻更是频频出现,这一现象在汉语和英语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汉英配对词在使用中主要的修辞作用是暗喻,引申演变为与某一事物相关或具有某一事物特征的含义。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识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流沟通,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从客观到主观,用具体的和熟悉的概念表达抽象的和难描述的概念。这种借用事物间的联系性,将一个事物概念投射或映射到另一个事物的方法,就是隐喻。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总结“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行为和活动,是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汉语和英语在配对意义上对名词性成分的选择存在一致性。此外,由于隐喻受文化制约,人们因所处的社会环境、使用的劳动方式、观察和了解事物的方法、思维角度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事物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存在偏差也是毫不意外的事情。特殊的语言文化背景形成了特殊的语言习惯。通过不同语言间的对比,我们对词汇中蕴含的不同文化差异会有更深层的理解和更全面的掌握。这也有利于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除了语言本身的教学研究外,向超语言的层面,即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探讨,包括社会历史、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和角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