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世界各地区尤其是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等严重的人口问题,与之相应的生育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成为眼下悬而未决的难题。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稳定施行六十余载,经过几轮的调整与变迁,达到了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初衷,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劳动力人口锐减、性别比例失衡、民众生育意愿低迷、独生子女相关社会问题频发。人口问题、生育问题制约着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更关乎人民群众的福祉。近十年来政府多次调整生育政策,从一胎政策持续变迁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这些变迁都是如何推动的?是什么力量在背后促成了变迁的达成?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变迁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直是公共政策研究范畴的一个根本课题,围绕这一问题,学界展开了持续而广泛地考察探究,但由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复杂性,即便是阶段论这样经历了长期应用检验的传统政策过程学说依旧饱受质疑。于是,公共政策倡议联盟理论的构建是顺应公共政策环境的蝶新,具有经济发展复杂化、社会结构异质化、政治民主实践化、民主协办日常化、政策目标多元化等特征。本文在政策倡议联盟理论的基础上,借鉴陈兆旺的“堡垒式”政策倡议联盟框架理论作为框架,通过系统梳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过程中各联盟、各参与主体的互动、交流、学习等行为,分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变迁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动力来源于问题域属性、社会文化价值、基本宪政结构、外部事件、政策信念系统转变和政策行动者行为等诸多方面。简要回顾生育政策变迁历程,特别是几个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明确罗列变迁背后的因果原因和推手,理论阐释了要实现政策的变迁困难重重的现状,如同堡垒一般坚固的政策子系统既需要强有力的外部事件来引燃,还需要子系统内部各方政策参与者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针对发现的种种阻碍桎梏,提出深化政策民主性、转变执政理念以改善政策环境、优化相关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完善政策分析决策机制等建议来缓解公共政策难变通的问题。同时对计划生育政策变迁研究也能检验堡垒式政策倡议联盟理论的适应性和说服力,为丰富这一新兴研究理论作出一点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