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继续以资本和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同时考虑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在经济新常态下研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当前注重高质量绿色经济发展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金融发展作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生动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密不可分,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整体不高,金融体系内存在一定的“金融歧视”,技术创新进步与技术效率改进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因此,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升金融服务绿色经济增长的效率,是一个需要加强理论支撑和实证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金融机构规模(finst)、民间金融规模(fpriv)、金融产业规模(findu)和金融扭曲程度(fdist)四个指标分别从发展规模和政策扭曲两个层面综合表征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发展水平,以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运用Fixed Window 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gtfp)及其分解值技术进步(tp)、技术效率改进(ec)的变动情况,进而探究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考虑到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时间维度上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纳入时间滞后因素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究不同金融发展指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效应和作用程度,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各金融发展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考虑到中国金融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空间维度上的巨大差异与空间关联,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纳入空间因素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机制。最后根据上述研究基础,结合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十三五”经济发展规划,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发展,提供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分析有以下结论:首先,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增速的减缓而非生产技术的退步,其分解值技术进步在考察期内持续正向增长,技术效率则表现为持续恶化。因此,技术效率恶化是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增速减缓的原因,技术进步缓解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减缓趋势。中国金融资源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反映出较大的空间异质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其次,金融发展各变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具有双向交互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波动主要来源于自身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惯性并反映一定的“累积”特征,金融发展各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其自身的冲击在短期内逐步减小,反映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缓。对于金融机构规模、金融产业规模及金融扭曲程度的冲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表现为均表现为短期的正向影响,中期的负向影响并在末期逐步消失;民间金融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冲击呈相反变动。各金融发展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冲击的动态影响在响应方向、响应强度、响应速度及累积效应方面具有异质性。最后,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同时表现出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值在时间上的“累积效应”影响强度大于空间上的“关联效应”。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中间渠道主要为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改进。在时间维度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均表现出极强的时间“累积”特征,金融发展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长期影响,对于技术进步则具有短期影响;金融发展对技术效率改进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均十分微弱。在空间维度上,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单纯地理上的空间关联并不显著。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技术进步,金融机构规模与金融扭曲程度的提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作用,而民间金融规模提升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产业规模提升的空间作用总体表现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