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公开透明政府的建设,乃至法治社会的构建,其实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搭建与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但“治不忘乱,安不忘危”,回顾疫情爆发初期,病例数量的急剧增长、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疫情传播速度的迅猛之势无不与我们在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时,不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孱弱的政府信息公开能力有关。据此,本文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结合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实践,探求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途径。文章第一部分从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与特性入手,基于法律与现实两个维度分析了其制定与完善的核心价值。在法律维度上,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价值体现于与知情权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而其行政法价值则体现于契合行政公开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从现实维度考量,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契合公开透明政府的建设,有助于日前或是今后可能发生的疫情防控措施。同时,文章基于重大传染病疫情本身所具备的突发性、影响广等因素,从信息公开时间、信息公开主体、信息公开内容以及信息公开态度等四个方面,分析得出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具备公开时限的紧迫性、公开主体的专业权威性、公开内容的涉及隐私性以及公开态度的主动扩散性等四项基本特性。文章第二部分以现行制度为核心,以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制度中的上报与通报作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主体、时限、内容与监督问责机制等内容。文章第三部分归纳了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信息公开中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结合我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信息公开时间节点、具体内容等实践中的详细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得出我国现行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主要存有时限滞后、主体缺位、内容差异化明显、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与问责机制等问题,并经分析得出,出现上述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制度漏洞与执行环节法治观念的薄弱。文章第四部分则基于前述成因明确采用立法与实践革新的手段进行完善。立法方面,立足于我国国情,从调整现行法律规范出发,在《传染病防治法》中设立专章,并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主体、具体时限进行细致规定;同时增设信息公开内容基准,引入“吹哨人”等制度进一步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实践方面,在立法的基础上兼顾对现行信息公开实践的革新,引入了日本的“法治观念”进一步强化政府部门的法治理念,并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运用比例原则加大对个人隐私信息保护,辅以多元化的信息公开方式及多渠道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以期促进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