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应保护生态环境的现实需求,《民法典》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侵权责任的调整范围,突破了传统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提供了依据。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愈加广泛,但司法实践中面临着适用条件认定不明确和实现方式适用不明确两个问题,不利于发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真正作用。因此,在《民法典》视域下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条件、实现方式具有一定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化解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司法实践困境需要在理论上分析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形成逻辑及体系定位,以明确其正当性和现行规范体系下的定位。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规定源于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的现实回应,生态环境损害难以在传统的民事、行政及刑法体系下得到良好救济,引发了学界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思考。随着生态修复理念的勃兴,我国法律规范制定以及司法适用过程中逐渐关注修复性责任的运用,并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民法救济模式。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民法典》体系下具有纵横两个维度的定位:在纵向定位上,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总则中民事责任的关系,其与恢复原状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在适用时需要以恢复原状责任为基础。在横向定位上,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与赔偿的关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属于一种行为责任,在适用序位上优先于赔偿责任。以形成逻辑和体系定位为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规则进行理解和适用才能充分契合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需要,实现生态环境损害侵权纠纷的定分止争。在适用条件的认定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需要满足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前者是指成立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所需满足的构成要件,后者是指修复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要件。在一般要件的认定上,生态环境损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认定规则有别于传统环境侵权责任,体现在原因行为的二元性、损害结果的公益性、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的特殊性等方面。在特殊要件的认定上,需从生态环境的特点出发,修复可能性的认定关键在于确定恢复限度,生态环境具有动态性和系统性特点,应当对修复的可能性进行灵活适用,不应机械地理解为损害未发生之前的状态。同时,技术的发展、政策的颁布等已经消解了修复可能性在技术上的难题。修复的可行性实质上是修复价值的衡量,生态环境的价值应包含生态价值,多元化修复方案也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适用提供了途径,从而弱化对修复可行性的考量。在实现方式的确定上,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方式需要在类型化的基础上遵循适用上的先后序位:直接修复最能体现修复目的之要求,在适用上具有优先性;替代修复在实践中呈现出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应结合合法性以及实效性的要求进行灵活适用;生态环境代修复费用的方式虽操作简便却易导致责任人对自身义务的逃避,在实践中应谨慎适用。确定实现方式的类型需要综合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特征、现行法律及技术规范的规定,宜划分为直接修复方式、替代性修复方式以及承担生态环境代修复费用方式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以生态环境修复目的为指导,按照“预防性→恢复性→赔偿性”的思路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各种实现方式中进行选择,以实现裁判的恰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