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陈寅恪学术典范的再建立,无疑给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这种现象不仅是对中华文化劫后余生的倍加珍视,也是对陈寅恪本人卓越一生的充分肯定。随之而来的则是批量的陈寅恪研究成果的涌现。受种种原因所限,陈寅恪几十年来一直被当做史学家来研究,①近些年来,间或有人研究其文学方面的成就,但相比于陈氏丰富的文学思想,至多只算是冰山一角。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有人将大部分材料和观点进行汇编,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②但很明显,这篇论文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与本文专论陈氏的“文学阐释学”并不相同。本文从文学阐释学的角度审视陈寅恪的学术思想,这是一个新的角度。首先,文本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这个研究角度的合理性,一方面,从陈寅恪的解释对象、解释过程、解释目的看,他的学术思想中确乎存在文学阐释学思想；另一方面,纵观陈寅恪一生的著作,以学术思想和创作风格为据,可以看出陈先生的学术生涯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是不一样的,以1949年为界,前期追求历史的真相,后期则皈依文学的摇篮。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文学阐释学为理论依托,以陈寅恪的具体作品为分析依据,总结出陈寅恪文学阐释学的三个特色：第一,“了解之同情”是文学对话论的现实化,“了解”是符合情感逻辑和理性逻辑的正确、深刻的对话性理解,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和“同情”相互作用,形成阅读的良性循环,最终读者重新认识了自身的存在,因此这是一个双向的理解接受过程；第二,“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是文学阅读论的具体化,其中包涵了方法和理论的双重问题,“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最重要研究方法与姚斯的“三级阅读”冥会,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而且这个过程也是作者和读者相互认识、相互建构的过程,陈寅恪对弹词体的认识变化过程是陈寅恪的阅读史,也是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接受史；第三,“圣籍神皋寄所思”是文学意义论的代言,陈寅恪在阐释过程中既努力追寻作者的真本意,又借机阐发自己的真情思,钩沉历史真迹的同时,反思自我当下的生存状态,连接了历史与当下,打破了科学和文学的界限,融化了狄尔泰和伽达默尔之间的矛盾,是为文学意义之所在。这三个方面共同反应了陈寅恪治学特征,即“通人”之学。接着本文梳理了陈寅恪“通人”的知识构成和理论来源,一是美国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精神,二是德国的传统阐释学思想,三是佛学思想,四是中国传统的诗学理念。博大精深而融会贯通是其文学阐释学之特征。最后本文分析了陈寅恪文学阐释学思想的文化意义和当代价值。陈寅恪始终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我们后世读者解释古人之书时所必须具有的学术灵魂；陈先生提倡并终身为之努力的“通人之学”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征。这些都为我们当代的学术研究在文学独立、专业分科、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融合的问题中,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