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作为婚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危机事件,离婚不仅是认识中国社会变迁和婚姻家庭变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探索婚姻稳定性规律、减少不合理离婚与降低离婚后果的重要路径。离婚本质上是男女两性关系的社会性终结,而离婚自由则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相统一的相对自由。本研究基于个体特征I—家庭过程F—社会结构S总体离婚风险分析框架,坚持家庭过程分析维度,试图把离婚研究带回到“家庭”这一场域,在宏观层面系统阐述父辈因素与离婚风险之间逻辑关系以及详细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离婚人口的总体态势与人口学、社会文化和空间地理特征基础上,分别从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父辈异质性以及与父辈关系（代际关系）三个层面实证分析父辈因素对子辈夫妻离婚风险的影响,最后简要回顾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以此对离婚本质与新型父权再生逻辑进行扩展性讨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中国离婚呈高水平、稳增长、年轻化、非均衡特征。从离婚总量看,1978年以来,中国离婚总数呈稳步缓慢上升态势,离婚峰值迄今并未出现;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粗离婚率位居世界靠前位置,且增长态势不可忽视;从离婚结构特征看,离婚人口的年龄峰值随时间出现波动,目前出现在35-44岁之间,其中男性离婚高峰年龄段趋向年轻化、女性则呈现向后推移;不同文化水平者离婚率呈“倒U”型模式且高学历者离婚率逐年下降;中上等职业阶层女性离婚率普遍高于男性,而下等职业阶层男性离婚率高于女性;城市女性离婚率高于男性、农村男性离婚率远高于女性。离婚人口在地理空间上呈现由西向东梯度分布与“北高南低”的总体分布格局,东北、西北地区是中国离婚的“两大高地”,而华南和黄河中下游沿线地区则是“两大洼地”。第二,父辈地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由强变弱再变强的U型波动。虽然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力在减小,但父权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家庭。母亲对夫妻离婚风险的影响总体要强于父亲,即母亲效应大于父亲效应,其中父亲拥有中高等职业声望或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子辈离婚风险较高、母亲拥有高等职业声望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子辈离婚风险较高;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子辈离婚风险的影响经历了由强变弱再变强的U型波动过程,其中父亲效应逐渐增强、母亲效应呈现由弱到强再变弱的倒U型趋势;男方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离婚风险的影响要大于女方父辈,即男方父辈效应强于女方父辈效应,但随着女性在夫妇制核心家庭地位的不断提升,预测未来女方父辈效应会进一步增强。第三,父辈异质性对离婚风险的影响要小于夫妻异质性。夫妻后致性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夫妻异质性）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力要显著强于夫妻先赋性社会经济地位异质性（父辈异质性）,但这两种异质性的解释力都在不断增强。其中,基于夫妻先赋性的同质匹配婚姻稳定性要强于异质匹配婚姻,即父辈同质性婚姻稳定性强于父辈异质性婚姻;在1960年之前出生群体或者农村社会中,女性父辈家庭收入高于男性父辈家庭收入的婚姻离婚风险要高于男高女低婚姻与同等匹配婚姻;在城市社会中,不同时期男性父辈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声望高于女性的婚姻离婚风险都要高于女高男低婚姻与同等匹配婚姻。第四,亲密有间型代际关系对婚姻稳定性具有保护效应。夫妻关系的好坏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夫妻双方情感亲疏,还会受到代际关系亲密程度的影响。与父辈保持亲密有间型的代际关系能够降低夫妻离婚风险。其中主要包括:与男性父辈同住会提高离婚风险,而与女性父辈同住会增加婚姻稳定性;夫妻离婚风险会随着与父辈居住距离呈V型变化,其中与父辈居住距离保持在车程0.5-1小时内离婚风险较低;与父辈见面、通讯、互动频率过高或过低,夫妻离婚风险都会显著提高,二者之间呈U型的关系模式;城市父辈对子辈初婚进行强干涉与无干涉离婚风险较高,而农村父辈进行无干涉婚姻稳定性表现较好;为父辈提供经济支持过多或过少夫妻离婚风险都较高,提供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过多会增加夫妻离婚风险;父辈提供子辈夫妻经济支持、家务照料以及情感支持过多子辈夫妻离婚风险较高,但女性父辈提供家务照料和情感支持过多则会降低离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