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作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新理念、新手段,被用以度量金融机构为吸纳非预期损失所必须要拥有的最低资本金,其最初产生于1978年美国信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并被国外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为主的金融机构广泛应用,国内建行(1999)、中国银行(2004)、农行(2005)等大银行也陆续引入经济资本作为内部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同时巴塞尔委员会(2004)在《巴塞尔协议Ⅱ》中也明确要求内部评级法下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需要覆盖非预期损失。另一方面,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曾被我国投资银行业奉为风险管理“圣经”的美国五大投行风险防范能力受到了广泛质疑,亟须重新审视具有激进风险文化的现代投资银行风险管理理论。进一步地,针对具有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逐日盯市的会计制度安排和复杂表外衍生品业务的现代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对其是否适应?如果能,又如何构建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体系,并处理好、体现出净资本监管约束?我国投资银行又该创造怎么样的应用环境?关于这一系列问题,尽管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市场风险资本计算体现了经济资本的思想,欧盟在2010年《资本金要求指示》修正案中将投资银行的监管资本直接等同于经济资本,但现有文献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处于概念引入和简单的“移植性”介绍阶段,本文目的就是试图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全文共分为4个部分、7章,其中第2、3部分是研究重点,具体包括：第1部分对应第1章导论,重点是交代本文所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第2部分系统论证经济资本配置在投资银行的适用性,分别从投资银行内部(第2章)和外部(第3章)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1)第2章基于“业务结构-经营特征-风险表现-经济资本配置的适用性”为分析思路,从现代投资银行的一般风险分析与我国投资银行的特殊风险分析两个方面,结合协同学理论,从内部视角论证了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投资银行协同风险管理的适用性。(2)第3章从净资本监管这一视角研究适用性问题,从分析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净资本监管的失效,到对我国净资本监管下投资银行风险行为的实证研究,本章提出了以经济资本作为净资本监管有效性及其评价标准标准。第3部分研究了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包括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其中第4章构建了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下第5章和第6章则分别从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优化两个领域进行了具体的配置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来说：(1)第4章构建了基于净资本监管和经济资本双重约束下的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体系,分析了净资本与经济资本在不同约束性质下投资银行的资本配置原则,提出了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应用领域(资产配置、资本结构优化和绩效评估)及对应的经济资本度量方法选择原则。(2)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投资银行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优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①第5章建立了双重约束下投资银行资产配置模型,并基于GARCH-CVaR模型和GARCH-VaR模型,对我国上市投资银行的自营资产配置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与比较；②第6章利用期权模型,在修正前人的自上而下总量经济资本测度方法基础上,建立了动态(考虑红利分配、不考虑红利分配)和静态情形下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三种投资银行资本结构优化模型,并在理论上论证了总体必要经济资本(合意的资本结构或净资本)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双重约束下的投资银行资本结构优化战略,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第4部分对应本文第7章,分析了我国投资银行开展经济资本配置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建设问题,并提出了渐进的经济资本配置推进路径。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相对商业银行,现代投资银行特殊的资产负债结构、逐日盯市的会计制度安排、混业制度下的表内外高杠杆的经营特征决定了其具有更强的顺周期风险、更激进的风险文化、更易发生流动性风险和破产带来的较大负外部性,并从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找出上述结论的微观证据。同时,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增强和我国问题投资银行的风险处置向市场化处置的转变,我国投资银行在混业竞争压力逐步显现、市场利率化改革持续推进和人民币汇率波动空间进一步扩大的现实背景下,我国投资银行的风险特征将与美国趋同,加强以规避激进风险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投资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建设不可避免。最后,本文运用协同学理论,认为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协同风险管理理论可以抑制投资银行激进的风险文化,并作为(管理视角、监管视角)杠杆水平的标准。(2)论文运用3SLS方法,实证分析了2008年净资本监管新规以来我国上市投行的在净资本监管约束下的资本调整和风险承担行为,研究发现：上市投资银行按照“风险-资本”相匹配的原则开展经营活动,净资本监管成为投资银行经营活动的紧约束；净资本监管指标的设计不尽合理,虽然总量性指标对投资银行风险管理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但结构性指标却与政策预期相反,资本不足的投行也可能通过承担较大的风险获取较高收益的形式来增加资本。(3)尽管经济资本和净资本作为投资银行业务活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本约束,但因与风险都存在联系而具有内在收敛性,需要投资银行和监管部门双方通过不断协同、不断进行纠错式地相互学习而使经济资本配置和净资本监管在投资银行资产配置、资本结构优化和绩效评估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构筑起有效的投资银行风险管理屏障。(4)论文在建立了净资本和经济资本双重约束下的投资银行资产配置模型基础上,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投资银行的自营资产的净资本要求大于经济资本要求、会计利润大于经济利润、基于GARCH-CVaR模型的配置方法比GARCH-VaR模型更为有效等结论,并与理论分析得出的经济资本配置可以防范投资银行道德风险的结论相一致。(5)论文在建立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投资银行资本结构优化模型基础上,实证研究发现案例投行的总体净资本要求过高、杠杆倍数偏低,这也与理论分析得出的经济资本配置可以用于投资银行净资本监管宽松评价标准的结论相一致。本文的主要创新或贡献：(1)论文从内部风险管理和外部净资本监管两个视角对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适用性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并试图将两者通过协同学理论统一于一个分析框架：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投资银行协同风险管理。研究认为,经济资本配置能够在防范现代投资银行所具有的相对更激进的风险文化与财务杠杆风险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能为净资本监管的合意水平提供政策参考,深化了IOSCO、欧盟在投资银行净资本监管指引方面所暗含的经济资本思想。(2)论文构建了基于净资本监管和经济资本双重约束下的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体系,分析了净资本与经济资本在不同约束性质下投资银行的资本配置原则,提出了投资银行经济资本配置的应用领域(资产配置、资本结构优化和绩效评估)及对应的经济资本度量方法选择。(3)论文建立了双重约束下投资银行资产配置模型,并利用我国上市投资银行的自营资产配置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自营资产的净资本要求大于经济资本要求、会计利润大于经济利润、基于GARCH-CVaR模型的配置方法比GARCH-VaR模型更为有效等结论,这验证了理论分析得出的经济资本配置可以防范投资银行道德风险的结论。(4)利用期权模型,论文在修正前人的自上而下总量经济资本测度方法基础上,建立了动态(考虑红利分配、不考虑红利分配)和静态情形下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三种投资银行资本结构优化模型,并在理论上论证了总体必要经济资本(合意的资本结构或净资本)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双重约束下的投资银行资本结构优化战略,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案例投行的总体净资本要求过高、杠杆倍数偏低,这侧面证明了理论分析得出的经济资本配置可以用于投资银行建立合意的财务杠杆水平(过高或过低均存不足)、并作为总体净资本监管宽松评价标准的结论。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经济资本配置是全局性的风险管理工具,论文在第5章的实证部分,限于数据的考虑,只局限于对自营业务的市场风险进行了研究。显然,投资银行的风险不仅仅只有市场风险,也不仅仅体现在自营部门,因此,实证结论与投资银行的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2)论文在第6章对基于经济资本配置的投资银行资本结构优化建立了动态、静态模型,但并没有对动态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而且现有实证是仅以案例研究给出,样本偏少,结论的说服力不够。(3)尽管文中提及混业趋势对我国投资银行及其风险管理的影响,但本文研究对象仅限于独立投资银行,没有研究混业经营下的金融集团的风险管理问题,因此研究结论的适用领域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