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唱和诗发展的高峰。唱和诗在唐代的发展,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初、盛唐时期,以宫廷唱和为主;后期即中唐、晚唐时期,以集团唱和、私人唱和为主。　　 唐太宗李世民雅好文学,听政之暇,与群臣诗酒高会,创作了大量的唱和诗,为唱和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虽对文学不甚擅长,但极力提倡文学活动,唱和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不断增多,到中宗李显时,达到顶峰。中宗朝唱和成员以修文馆学士为主,多为游宴之作。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虽有不少唱和之作,内容上也突破游宴限制,但规模和艺术都难以与中宗朝媲美。宫廷唱和诗开始衰落。张说、宋之问等优秀诗人的贬谪,促使了唐代集团唱和、私人唱和的产生,但诗作数量有限,不成规模。在此期间,虽有少量依韵之作,但占主导的唱和方式仍是和意不和韵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一的中央集权迅速崩溃,藩镇割据不断加剧。唱和活动也从宫廷走向了地方,出现了一些以地方官和节度使为中心的唱和集团,比如以武元衡为中心的西川唱和集团。中唐后期,牛李党争、宦官专权造成文人的经常性贬谪,这些被贬在外的优秀诗人,在长期的贬谪生涯中,通过诗歌抒发感情,切磋诗艺,在一来一往的循环唱和中,诗艺不断提高,感情日益牢固,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唱和关系,比如元稹和自居易。元稹和白居易,在卢纶、李益的基础上,大量进行次韵唱和,改变了唱和诗的体制。至此,唱和诗发展到高峰,对后世影响极大。　　 晚唐,中央权力进一步旁落,宫廷唱和彻底衰落,集团唱和、私人唱和也进入新的阶段。社会没有为文人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诗歌唱和便成为他们炫耀才学、娱乐自我的绝佳方式。自依自韵、自次自韵、倒次来韵等等对用韵的追求层出不穷;内容上求全求备,长篇唱和、组诗唱和也是屡见不鲜;离合、回文等文字游戏在诗歌中的大量运用导致“诗言志”、“诗缘情”的诗教观日益没落。唱和诗日益演变为一种游戏的工具。在此过程中,皮日休、陆龟蒙“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