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口变量更多是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投入要素出现在分析框架中。二战之后,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人们开始关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从上世纪后期开始,老龄化成为全球人口发展的一个总趋势,最新的人口理论的进展则把目光投向了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本文从人口红利的理论框架出发,把分析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人口转变过程,把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途径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人口转变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和人均产出、对居民储蓄行为和对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把三分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纳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研究人口结构通过平衡增长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了一个规范的数理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包含少儿人口、对儿童的教育投资性储蓄和赡养老人支出等适合中国国情的居民消费世代交叠模型,用于分析人口结构变量对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从劳动力规模和劳动者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角度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一方面,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的升高能够通过增加投资比例而促进资本深化；另一方面,它还会通过增加资本广化对资本的需求而延缓资本深化的进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逆资本深化。因此它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和劳动者人均产出水平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最终的净影响取决于它自身变化的幅度、速度和抚养人口的消费水平。此外,作为总人口中的生产性人口,劳动力人口比例还会直接影响全社会的人均产出的增长。最终,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化通过上述三个途径影响经济增长。进一步把总抚养人口区分为少儿抚养人口和老龄抚养人口的理论分析表明,总抚养人口比例的降低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取决于少儿抚养人口比例的降低和老龄抚养人口比例的增加这两种相反的变化带来的反向影响相互抵消结果。实证结果显示,2000-2008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支出法国民账户中的最终消费率,验证了有利的人口转变对资本积累的正影响。此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显著促进了资本深化、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对资本深化的作用显著为正而且大于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对资本深化的负向作用,因此最终总抚养人口比例的降低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和劳动者人均产出的影响也显著为正。第二,数理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少儿抚养人口比例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少儿抚养人口的纯粹消费特性会给居民储蓄带来负影响,另一方面对儿童进行的教育投资性储蓄会给居民储蓄带来正影响。少儿抚养人口比例对居民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少儿的抚养费用水平、父母从对儿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中得到的效用和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微观层面,在不考虑消费和收入的经济学含义的情况下,老龄人口比例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取决于他们退休后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时期积累下来的财富,因此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的下降。在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双重义务的影响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居民储蓄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实证结果显示,2000-2007年间,在城镇地区,老龄人口比例和居民储蓄呈现正向关系,第二人口红利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和少儿人口比例对居民储蓄水平均无显著影响。在农村地区,少儿人口比例对居民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三,1978年以来我国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增长中的54.1%来自于劳动力人口的增长,45.9%来自于在业人口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少儿人口比例的降低能显著提高适龄人口的人均教育资源,验证了人口红利理论中关于有利的人口转变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促进。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未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来缓解劳动力规模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较大的政策空间。中长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就业问题,而非劳动力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