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本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近年来，若非2008年10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双顺差规模仍将保持迅速扩大的趋势。即便如此，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仍实现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特别是2009年12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恢复性强劲反弹，进出口总值2430.2亿美元，同比增长32.7％，环比增长16.7％;其中出口1307.3亿美元，为历史上月度出口值的第四高位，同比增长17.7％，环比增长15％。另，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09年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我国实现经常项目顺差284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91亿美元，继续保持“双顺差”，国际储备继续增长。显然，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外部失衡。虽然，贸易余额以及国际收支余额的调整是一个动态过程，但是长期存在的国际收支顺差既不利于我国内部经济均衡发展，也会对我国外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并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风险。财政政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我国存在的某些现实因素制约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使用，从而更加突出了财政政策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采用了历史文献分析法以及理论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分析、归纳与总结，将本研究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保证研究的深度和准确度。理论分析是实证分析的基础，实证分析是理论分析的检验，通过两种方法的运用可进一步保证研究的有效性与准确性。本研究采用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包括Engle-Granger的单方程协整法以及结构向量自回归法(SVAR)。　　首先，第1章导论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重点，主要介绍了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结果，并进行了简要评价，确立本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基础。　　接下来，第2章外部均衡研究概述，解释了外部均衡的含义与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外部均衡的特点和性质，并着重阐述了实现外部经济均衡的主要理论。外部均衡是一个从整体上反映经济开放合理状态的综合性概念，所以外部均衡应是长期、动态的一般均衡，是全面考虑总量规模与结构因素的综合均衡，更是以内部均衡为约束条件的优化均衡。经济学理论关于外部均衡的衡量标准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包括早期的贸易收支平衡标准，以及后来考虑资本流入的国际收支平衡标准，直至目前的经常账户跨时均衡标准等。各个标准均有其各自的历史背景与特点，因此这些标准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由于外部均衡是动态的一般均衡，所以现实中更为常见的是外部经济非均衡，于是如何调节外部经济实现均衡就成为相关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这些理论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均衡标准与经济学基础，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型与方法。本研究主要解释了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包括休谟理论（价格-铸币自动调节理论）、弹性分析理论、货币分析理论、吸收分析理论和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与政策指派理论，介绍了各理论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理论模型以及调节外部经济的特点与不足等。　　第3章中国的外部均衡分析，简要介绍了中国外部经济发展现状，并根据外部均衡的相关标准对中国外部经济发展情况作出一个基本逻辑判断，即认为中国外部经济显然没有处于均衡状态。中国外部经济的非均衡不仅对内部经济均衡发展产生了负反馈效应，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调控效果，而且助长了资产泡沫，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风险，也不利于中国外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持续增长的贸易收支顺差加剧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并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从而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外部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可否认，中国外部经济非均衡的形成与内部经济失衡以及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中国的某些财政政策因素也被认为与目前外部经济非均衡状况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扩张的财政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等。本章仅是定性的分析了这些财政政策与中国外部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实证分析则主要放在第5章、第6章。　　第4章财政政策影响外部均衡的理论模型，从政府支出以及税收政策两个方面阐述了其影响外部均衡的过程与结果，并分别介绍了短期静态模型与跨期动态模型的分析过程与结果。基于凯恩斯理论的短期静态模型沿袭了吸收分析理论与蒙代尔理论模型的思路，认为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改变（包括政府支出或税收收入变化）不会对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产生影响，而非预算平衡的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收入减少才有可能恶化贸易收支（或经常项目余额）。跨期动态模型则认为即使是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当政府支出增加时不同的融资形式（包括税收融资、债券融资与发行货币融资）对外部均衡的影响效果不同。此外，跨期模型还区分了财政政策暂时性变动与永久性变动的不同效果。倘若进一步考虑税制结构对外部均衡的影响，理论分析认为以流转税（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较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更易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且对贸易品部门的间接税返还（退税）能更快地促进一国产出与就业增长，以及促进出口，若其居民更倾向于持有货币，那么还会有利于国际收支顺差。本章重点是借鉴了Campbell-Mankiw以及Bergin-Sheffrin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引入λ变量把短期静态模型与跨期动态模型综合在一起来解释基于流动性约束的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因素对经常项目跨期均衡的影响效果。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流动性约束问题，λ值应在0～1之间。　　第5章基于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对外部均衡的相对效力，参照Martin Mandel-Vladimir Tomsik(2001)与Engle-Granger(1987)的实证模型，采用协整方法以及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了中国数据，结果表明各相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财政政策对中国国内消费和投资以及净出口的长期与短期均衡都有显著影响，只不过回归分析的系数表明其对前者的影响要略大于后者。当扣除出口退税因素后，中国财政政策的影响仍是显著的，但是此时政策调控效果则有所削弱，且对净出口长期均衡的影响效果下降最明显。如果在实证模型中进一步引入货币供给量与利率、收入之间关系的数量方程，又会发现与蒙代尔理论模型不一样，中国的内部均衡线与外部均衡线的斜率为正，且此时财政政策相对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具有更有效的调节效力。　　第6章基于第4章的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跨期均衡的影响。首先，根据单方程实证模型，本研究估计了中国的λ值，证明了中国的λ值不为零，说明此模型可以适用中国。然后，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了中国财政收支余额对经常项目跨期波动的方差分解结果。本研究分别检验了当财政收支变量与经常项目变量分别是I(0)与I(1)阶平稳序列时的SVAR模型，结果发现当财政收支变量与经常项目变量是I(0)阶平稳序列时，财政收支对经常项目余额波动的影响效果不超过10％;当这两个变量是I(1)阶平稳序列时，财政收支的影响效果有所增强，但也不超过20％。当不考虑财政收支中的出口退税因素时，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此时的财政因素对经常项目波动的贡献有所增强，从而说明出口退税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中国经常项目跨期波动的作用效果。　　第7章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并指出了其政策意义，最后分析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中国政府若要调节当前的外部经济非均衡，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当前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减少贸易收支顺差，但政府支出的扩张又要求政府必须考虑适当的融资形式，即债券融资可能是更适合的一种形式。中国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国家，所以较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发达国家更易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而实证研究也证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强化了财政政策对外部均衡的影响能力与效果，具有稳定经常项目跨期波动的作用，特别是对长期均衡而言，出口退税政策的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中国应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最后，本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应通过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来调节经常项目跨期均衡，因为实证研究表明这将是相当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