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下放是英国在二十世纪末采取的重大宪法改革措施之一。1999年,全英国范围的权力下放正式开始实施。截至2019年末,权力下放已经在英国实行了二十年。遏制分离主义是权力下放政策的重点目标之一,因此二十年来英国内部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便成为衡量权力下放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与英格兰及北爱尔兰不同,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权力下放具有高度相似性,即通过自治权与族群身份的结合从而形成了族群自治的模式。苏格兰和威尔士不仅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其族群身份也在制度上得到进一步彰显。有观点认为,族群自治对于族群性的强调,为分离主义者利用族群身份的差异来动员民众、赢得更多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对维护国家统一而言是危险的。显然,上述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分离主义者的策略会建立在族裔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作为民族主义思想的两大分支,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区别是明显的。简而言之,前者认为民族应当由客观的、先验的“族群性”来决定,而“族群性”本质上又是通过血缘所赋予的,并以语言、习俗、文化等特质作为外在表现;后者则否认“族群性”是构成民族的唯一决定性标准,而是更加强调个体的主观意愿在维系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前者往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狭隘的和极端的,后者往往被认为是理性的、开放的和包容的。对于分离主义者而言,构建民族共同体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由于分离主义往往涉及特定族群,因此族裔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并不少见,其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也不容忽视。然而,在当代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向公民民族主义转变的趋势。自由主义思想的盛行、选举政治的现实需要以及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都大大限制了当代西方国家内部分离主义运动利用族群差异等议题来谋求“独立建国”的空间。即使是在族群自治的环境下,这些分离主义者也已很难通过公开宣扬族裔民族主义来达到它们分离主义的目标。虽然它们并未放弃对本族群特质的重视和坚持,但在官方层面上,它们更多地还是以公民民族主义者自居,明确将“民族”的概念建立在基于地域的公民共同体而非族群身份上。这种分离主义策略上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由它们所处的政治及社会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本文重点考察的对象为苏格兰和威尔士分离主义运动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民族主义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权力下放无疑强化了苏格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地区的族群身份,同时创造出了以本地区为重心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这确实为族裔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作为苏格兰和威尔士分离主义运动的主导者,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在权力下放之后并未以排他的族群身份来定义“民族”,而是采取了公民民族主义的策略,将“民族”定义为由本地区各族群共同构成的公民共同体。相应地,两党对于分离主义合法性的构建更多地集中在本地区全体民众的经济、社会等现实利益问题上。不过,即使都采取了公民民族主义的策略,以维护公民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为诉求,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的发展状况却有较大差异。这说明除了在“民族”构建问题之外,还存在很多因素在影响着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进一步表明,试图只通过族群身份差异来理解分离主义运动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本文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历史分析和案例比较,使用了一定的官方文件、法律条文和民调数据等一手资料。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首先,本文将民族主义理论中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的视角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到英国权力下放与分离主义的研究之中,与传统上的政治、法律研究相互补充,以民族主义政党为切入点展开经验研究,思考客观先在的族群身份和以个人意愿、权利为基础的公民共同体与分离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英国这一民族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国家的经验研究,丰富、补充了现有民族主义相关理论。其次,本文关注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的最新发展,特别是2016年脱欧公决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探讨脱欧变局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分离主义的影响,以及英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等问题,力求作出更全面和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最后,本文在关注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在追求分离主义目标时淡化族裔民族主义而侧重公民民族主义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分析其背后的策略性考量和工具性实质,探讨这一新趋势对未来更广义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