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较早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之一。从其发展阶段划分来看,1880年以前属于初期阶段,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1880-1960年是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率从28.2%迅速提升到69.9%,并在1920年实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从乡村型社会进入了城市型社会。伴随城市化迅速发展,也带来诸多城市问题,如交通拥挤、犯罪率居高不下、环境污染加剧等。生活环境恶化与生产成本上升,使得部分城市人口和企业萌生了向郊区迁移的想法。加上二战后大量人口返乡以及美国刚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其中心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客观上也促成了郊区发展可能成为解决战后住房问题和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城市人口和企业向郊区的迁移。郊区化迅速成为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避免了“城市病”等问题的产生。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进入了城市型社会。但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诸多问题。对美国郊区化进程中政府政策引导作用的分析,有助于了解郊区化进程对政策的诉求,并期望能对我国郊区化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本文首先通过收集和整理资料对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关郊区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郊区化发生的背景和动力机制,重点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人口和企业向郊区迁移的动因及影响因素,并基于模型结论,分析美国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制定,作用于这些影响因素进而引导并加快人口和企业向郊区的迁移,促进郊区化的合理健康发展。借鉴美国引导郊区化的相关政策,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提出适合我国快速城市化地区郊区化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从宏观层面分析美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通过研究美国郊区化的背景,得到其郊区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主要是由于城市内部的“推力”和城市外部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主要包括城市化发展到中后期阶段,城市问题频发,再加上战后住宅短缺问题严重,从而使中心城市凝聚力渐失,人口和企业开始向郊区扩散;拉力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变化推动着企业向郊区迁移,从而拉动人口也逐步向郊区迁移,同时,技术的进步使汽车得到了普及,为人口和企业向郊区迁移提供了可能性。当然美国人民天生向往郊区的价值观也推动其向郊区迁移。(2)从微观层面分析影响美国郊区化进程中人口和企业迁移的因素:通过构建住宅市场模型,通勤成本模型以及企业区位模型,分析影响人口和企业迁移的微观因素,得出住宅价格p和通勤速度s决定人口和企业是否迁移。因此美国的联邦政策虽不是为了促进郊区化,但是其确实作用于这些微观因素,通过降低住宅价格p以及提高通勤速度s,推动人口和企业向郊区迁移。(3)系统分析了美国政府政策对郊区化的作用:美国住宅政策,税收政策和高速公路政策不仅加速了美国郊区化的发展,解决了战后住宅短缺的问题,同时由于大量企业向郊区迁移,提高了郊区人口的就业率,收入水平,繁荣了郊区的经济。而且人口和企业在向郊区分散后,降低了城市人口密度,有利于中心城市问题的改善。(4)我国特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经出现郊区化现象,为了合理引导我国郊区化的发展,通过借鉴美国郊区化进程中的政府政策,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郊区化发展对策建议:利用税收等手段优化我国房产供应结构,吸引人口向郊区迁移;完善我国公共交通系统,为人口和企业向郊区迁移提供可能性;规划建设高质量郊区,解决我国郊区化仅仅是居住郊区化的问题;同时要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向郊区迁移,为郊区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