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机动车数量的增长,不仅会降低城市交通通行速度,损害交通资源享有者的使用质量,更会产生空气污染等负的外部性。上海市政府在提供道路交通这一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所有道路使用者的效用,减少道路占用的外部效应,对城市交通的准入采取某种限制,以控制拥挤问题。1994年起上海市出台了额度管理的相关政策,对私人小汽车进入中心城区快速路进行许可,按照每月一批,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额度的分配,并实施公车控购和额度拍卖等限制性措施。本文通过对该政策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回顾,从公共规制理论的视角进行分析,评价了该政策实施的实际社会效果和出现的弊端。在实施以来的20多年中,上海市不断对该政策进行修正,小汽车总量增速得到控制,治理效果明显,但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也引起了社会的争议,如实施额度拍卖政策的合法性、新能源车和郊区牌照车辆游离于额度管理之外、额度拍卖成交价格快速上涨形成的“最贵铁皮”争议等,特别是2014年实施“警示价”制度后,首阶段出价超过警示价无效,导致额度拍卖成交价格受限,但出价难度大大提升,拍卖成功率降至3%至5%左右,即使愿意出高价也无法成功获取额度。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不同城市应对小汽车总量快速增长的控制政策模式进行比较,借鉴新加坡牌照拍卖、伦敦拥堵收费、北京牌照摇号等城市经验,提出完善上海市小汽车额度管理政策,包括近阶段对额度拍卖取消警示价限制政策、简化拍卖规则、出台有限期额度政策、优化额度限制转让政策;远期小汽车额度拍卖政策完全退出、以拥堵收费取代额度拍卖政策;控制新能源、外省市、郊区牌照小汽车无序增长、对新能源车实行单独的额度管理、对外省市和郊区车牌推出中心城区通行证制度、出台郊区额度管理措施,减少城市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