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生的命运与“革命”紧密相联,她晚年写了许多回忆散文,其中讲述的人事多围绕着“革命”这一主题展开。晚年丁玲在回忆散文中讲述的革命记忆、她叙述革命记忆的方式和策略,蕴含着她对革命及自我的最终理解与评价,为“丁玲与革命”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以往,相关研究多关注丁玲的革命经历及革命文学作品,相对忽略了丁玲晚年自述革命生涯的文字。因此,从“革命”这一角度研究晚年丁玲回忆散文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也对丁玲评价的革命、革命中的自我,做出新的阐释。晚年丁玲书写亲友、师长及自我置身革命洪流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许多个体的革命心路,呈现了生动而复杂的革命历史图景。革命年代的人们出于“救世”理想和“渡己”需求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往往生发于自身“生之苦闷”。当他们浪漫激情的革命理想与残酷沉重的革命现实发生碰撞时,他们产生了失望、沮丧、怀疑等消极情绪。在逆境、困境中,他们极力勉励自己,坚守信仰,用自己的行动努力打开新的局面,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成长。晚年丁玲通过组织、过滤和诠释自己的革命记忆,建构了一段理想的革命史。她在回忆散文中描写性格丰富、充满人情味的革命者,展现革命与个体生命欲求的契合,以此揭示革命中蕴含的人类社会普世情感价值。她有意回避或淡化历史敏感问题,将历史及自身的苦难记忆进行转化,尽量隐去其中的晦暗和残酷,突显正面意义和乐观情怀。晚年丁玲之所以回忆和叙述革命,一方面是针对自身的现实境遇抒发感慨或“辩诬”,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建构中国革命的意义、由此确认自我身份。晚年丁玲对党和革命“九死未悔”的思想、情感逻辑,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也坚信现实曲折不能阻碍革命终极理想的实现,这种自我认知决定了她为革命辩护的立场和试图教育后人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