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清代,接受时段长,接受内容广,接受个体众多,接受话语形态亦多姿多彩。与其他朝代对《文心雕龙》的接受比较,清代乃是接受形态丰富、接受成果丰硕、接受视角多样的时期。清代诗论、文论等对《文心雕龙》的接受,涉及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等方面,可谓视野开阔,目的鲜明。简言之,《文心雕龙》参与了清代诗论、文论等艺术门类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清代诗论、文论中,多维接受《文心雕龙》的典型,有钱谦益的诗文理论,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叶燮的《原诗》,袁枚的《随园诗话》等。其他如李渔、徐增等人,对《文心雕龙》的话语体系,则有着选择性接受、片段性接受。如果说,清代诗论、文论等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乃是一条“明线”,那么,清代书论、画论、乐论等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则是一条“暗线”。清代书论、乐论等对《文心雕龙》的接受,虽然零星碎片、分布广泛,但也涉及《文心雕龙》的诸多方面,诸如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区别于清代书论、乐论等对《文心雕龙》零星碎片式的接受,清代画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理论成果较为集中,且接受模式多样。诸如唐岱的《绘事发微》,张庚的《浦山论画》,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方熏的《山静居画论》,松年的《颐园论画》等,对《文心雕龙》有着单一摄取、局部受容、广泛学习、多层采纳、多元仿效等诸种接受模式。清代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乐论等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可谓属于“间接”的理论接受。清人对《文心》,亦有着阐释、研究,乃属于“直接”的接受形态。从研究层面讲,谭献等人对《文心雕龙》性质的关注,黄叔琳对《文心雕龙》的辑注与品评,纪晓岚对《文心雕龙》的探究,章学诚对《文心雕龙》的论说等,甚为重要,特色鲜明。此外,清人对《文心雕龙》的阐释,亦有着多维的视野,与自觉的研究方法。清代接受群体在刘勰《文心雕龙》的精神引领下,观察时代、把握现实,创造出符合当下特点、带有鲜明问题意识的话语模式与结构形态。清代《文心雕龙》的研究、阐释,与清代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乐论等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平行发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接受态势,它们共同锻造出《文心雕龙》的经典化道路。清代《文心雕龙》接受的繁荣原因,一是得益于清代“考据”之风的盛行及骈文创作势头的勃兴,二是归因于《文心雕龙》文论话语体系的独特性,此外,也与《文心雕龙》儒家为主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清代《文心雕龙》接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其在“龙学”史上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清人对《文心雕龙》性质的看法,较为符合此书本来面目。《文心雕龙》既是一部写作指南,亦是气象万千的文化著作,对这一“性质”的看法,是在清人那里逐步形成的。其二,清人《文心雕龙》的辑注、探究,对近现代“龙学”贡献颇巨。黄叔琳注本在“龙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奠基作用,清人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看法,对《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等问题的探讨,影响后世学者深远。其三,清人《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对后世“龙学”启发尤多。具体而言,清人善以“比较方法”,对《文心雕龙》烛幽阐微,这为近现代“龙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学术启示。其四,清人《文心雕龙》阐说的多维视野值得深思。或着眼于《文心雕龙》的典雅辞藻,或谈及《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值得指出的是,清代《文心雕龙》接受,亦有不足之处。例如,清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诸如艺术本体论、艺术构思论、艺术风格论、艺术赏鉴论等,并未超越《文心雕龙》的理论高度,某种程度上讲,此是一种遗憾。《文心雕龙》从它诞生的那刻起,其便获得了“体大思精”的话语模式、结构形态。但需要指明的是,此结构形态,既是“永恒的”,亦是“发展的”。清代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乐论等,依然以另一种重复、衍生、变异的形式,激活着《文心雕龙》。刘勰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艺的繁荣,清代在《文心雕龙》的基础上,逐步生发出新的理论体系、文艺观念。然而,后者或被《文心雕龙》这个母体文论话语体系结构,包罗、吸纳,或作为其补充、扩展、衍生结构,存在、发展。《文心雕龙》这一中国文论“符号”,已经逐步渗透在清代知识分子的脑海、心灵、观念、情感之中,成为他们的文艺批评武器和指导方针,每当面对时代文艺状况、现实时,《文心雕龙》往往再次复活、重生。从《文心雕龙》清代接受的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结晶,实现中国文论与中国文艺的结合,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统一,努力实现“古为今用”,着眼于《文心雕龙》本来面目,从中华诗文书画创作、批评及鉴赏的视角,对这部体大思精的理论巨著,进行再次审视、评估,有利于使得《文心》绽放出当代魅力与光芒。此外,近百年“龙学”的研究视野,多局限于“文艺学”视角。以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进行研究,既较难深入探究《文心雕龙》接受的本来面貌,也不利于《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推进、宽广发展。因此,研究者必须扩大研究视野,努力梳理文献材料,尤其是浩如烟海的艺术学理论材料,逐步理清《文心雕龙》的后世接受状况,尤其是要格外关注书画等艺术家们对《文心雕龙》的接受事实。那么,一些“龙学”疑难问题,或许能够迎刃而解了。运用“跨学科”及“交叉研究”的综合方法,此乃中国文论历史还原、话语回归、思维转换的必由之路,也是清代《文心雕龙》接受所提供的又一重要启示。实际上,现代学者中,亦有继承清代《文心雕龙》接受成果者。例如,傅庚生先生的学术研究,从时段可分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建国后。学界对其建国后的杜甫研究较为关注,而相对忽略、低估了其建国前的“龙学”成就。傅先生是建国前的“龙学”代表性人物之一,为现代“龙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傅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国文学欣赏发凡》等著作,对《文心雕龙》既有评论层面的创新阐释,也有文句引用、词语镶嵌、标题戏拟、思想袭用等“互文性”层面的创造借鉴。可以说,这受到了清代《文心雕龙》接受的影响。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贯通中西的治学路径,是傅庚生先生取得“龙学”成就的重要保证。探究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与应用并重的治学特色,亦有利于开拓《文心雕龙》学术研究空间。在同时代,刘勰及其《文心雕龙》被轻视、忽视;唐宋元时期,《文心雕龙》的声誉可谓有所提升,乃经典前夕的“挣扎”“呐喊”“战斗”时期;明清时期,可谓是《文心雕龙》接受的“发展期”“繁荣期”。《文心雕龙》的经典化历程,是曲折复杂的,而不是直线运动的。《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静态的,而是运动、发展的。纵观清代《文心雕龙》接受史,不管群体是贬低它,抑或是褒扬它,它始终像一座中国文论史上的丰碑,巍然屹立,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管接受者喜欢或不喜欢,这已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总而言之,清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可谓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清代乃是《文心雕龙》接受史上的重要开拓、突破与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