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解体后,城市基层社会由“街居制”转向“社区制”。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深化,物业小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的微观单元,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显露。缺乏监管的物业公司屡屡侵犯业主权益,以“维权”为主要目的的业主委员会频频进入了大众视野。一些资源匮乏的业主委员会在举步维艰中选择了“体制化”策略,并试图借助“体制”的力量实现组织目标,而这恰好契合了社区借助业主委员会组织资源再造一个管理层级的愿望。在非对称的资源相互依赖中,业主委员会走向了“体制化”。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以制度理论及资源依赖理论为视角介绍了小区业主委员会“体制化”的具体表现及其三重背景;其次分析了J小区业主委员会转向“体制化”的原因及其采用的行动策略,即平台建构、框架延伸与资源动员;再次,观察社区“两委”吸纳业主委员会的原因及其行动策略,即组织对接、人员吸纳与事实领导三种策略。最后,笔者分别讨论了业主委员会的“体制化”对业主委员会与社区“两委”的影响。研究发现小区业主委员会的“体制化”是社区内各主体基于现状的理性选择,业主委员会的“体制化”是业主委员会与社区“两委”资源双向依赖的结果。业主委员会的“体制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业主委员会以及社区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应加强法治建设将国家从无限度的“兜底”角色中解放出来,同时有序盘活社会组织,让国家与社会在社区这一微观场域中实现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