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降低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熨平经济波动,我国实施了四万亿投资计划。之后,宏观经济表现出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风险共存的局面。需求管理政策作用受到极大限制,既不能全面扩张,又不能全面紧缩性。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从供给侧出发,进行结构性调整,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税体制多次调整和完善,不断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1994年税制改革,构建了现代税收体系框架,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经济增速放缓,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也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提振经济增长,世界各国纷纷推出减税政策。同时,全球化经济的扁平化使得各国经济政策和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趋同化趋势,这也导致国际税收竞争越发激烈。近年来,OECD国家掀起一股减税浪潮,我国减税压力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减税降费”的重要工作部署。一方面是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效地刺激供给;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和健全现代财税体制的必然之路,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税制结构的必然要求。同时,“减税降费”顺应了当前国际上的减税浪潮,对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有重要意义。那么,“减税降费”仅仅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立”“降”中的降低经济成本的一项具体措施吗?与“破”和“立”之间存在联系吗?存在怎样的联系?如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减税降费”?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指导下一步的“减税降费”,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分为六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提出问题并对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第二章首先从税率(费率)和税费额的角度,界定“减税降费”的概念,辨析了“减税降费”的不同理解角度之间的差异。然后从供给学派、最优税制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等方面介绍了“减税降费”的理论基础以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理论。第三章结合经济学理论,从“破”“立”“降”的角度对“减税降费”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梳理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基础上,第四章同样基于“破”“立”“降”三个角度,对“减税降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进行了实证评估。第五章考察了OECD国家的减税趋势并总结其减税特征,挖掘其对我国“减税降费”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以及国际借鉴的基础上,第六章对我国进一步“减税降费”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的提出进一步“减税降费”的具体政策措施。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减税降费”不仅直观的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而且与当前我国财政分权实际共同作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破”,即破除无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从增强经济激励角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立”,即鼓励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措施。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从OECD国家的实践来看,“减税降费”同时需要考虑财政压力。近期我国尚有增加财政赤字空间,但长期来看,“减税降费”的同时,需要扩大税基,以缓解财政压力。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借鉴OECD国家减税措施,本文认为下一步“减税降费”重点应当有:继续降低增值税税率,推动完成三档并两档工作;适时降低企业所得税,重点是刺激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社保缴费,同时扩大社保缴费覆盖面;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推进综合所得征收和家庭征收;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建立初创型企业税收优惠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