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相继告别了以往那种缓慢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两国都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印两国这一经济发展时期都属于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中印两国在经济上总的来说都经历了三个基本的过程,这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变。本文从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出发,根据中印经济起飞阶段的三个基本过程,分别运用经济转型理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理论等理论工具,对于中印两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比较。本文首先从经济起飞前的资源禀赋、经济体制和经济水平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印两国经济起飞前提的异同。资源禀赋分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从自然资源来看,印度的耕地面积大于中国,但中国的农用地总面积远大于印度;中国在水资源和矿产资源上也有一定的优势,但印度部分重要矿产资源,如铁矿石,尽管储量不如中国,但品位高于中国,利于开发。从人力资源来看,中国人口总数略高于印度,但两者差距日益接近;印度的年龄结构较中国更为年轻,但中国人口的总体素质明显高于印度。总体来看,两国的资源禀赋比较接近,中国略优于印度。从经济体制来看,改革前的中印两国都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中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印度是半管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两者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而印度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中国对物价进行了全面的管制,而印度却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来决定物价;两国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但中国更为突出;两国都曾经对农村土地经营制度进行了改革,但中国更为彻底;两国都在自力更生的宗旨下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对于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了的限制,但中国更为严格。从经济水平来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印两国总体相当,但中国工农业产值明显高于印度,而印度的服务业较中国发达。然后,本文从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变全面比较了中印两国经济起飞过程中转型与发展模式的差异。经济体制的转型从经济转型的基本理念、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式和所有制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这三个方面,中印两国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也都存在明显的区别。从转型的基本理念来看,两国都强调经济的自由化,都把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也都强调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竞争来提高经济的实力。但中国始终强调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而印度却在转型开始就明确取消了公营经济的制高点地位;中国明确提出了让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理念,而印度却一直强调经济改革中要具有人的面孔。从转型的方式来看,两国在经济转型时都没有采取激进的私有化措施;也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维持了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过程,而印度转型则基本上一开始就实行的就是整体推进方式;为了维护经济的稳定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实施了众多差别对待的过渡性政策,而印度类似的政策比中国少得多。另外,中国经济转型的力度明显大于印度。从所有制改革来看,两国都把首要的任务放在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得以由下而上的生长起来,并使其拥有与公有经济部门平等竞争的地位;两国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点都放在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上,而不是简单的所有权私有化;在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的方式上,也存在很大的一致之处,两国都把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和股权的多样化作为基本的方式。但中国的所有制改革过程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印度则不存在这一过程;印度对于私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比较彻底,使私有部门较快地获得了与公营部门真正平等的竞争地位,而中国的私有经济部门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始终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与国营企业真正平等的竞争地位事实上一直没有实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明显大于印度,而且也获得了比印度更大的成功。从经济结构的转化来看,中印两国的主导产业和农业发展道路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的主导产业是制造业,而印度的主导产业是软件业。至于其中的原因,既有两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差异,也因为中国更具备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条件,而印度更具备发展软件业的潜力。由于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远远大于软件业,所以中国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拉力明显大于印度。从农业的发展道路来看,中国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存在工业化与粮食安全的两难,而印度的土地制度更为灵活。但由于印度农村人口的素质过于低下,缺乏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基本能力,所以实际上两国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推力都存在问题。由于中国主导产业对于经济结构转化的拉力远远大于印度,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转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当前,中印两国在现代部门产业政策和农业政策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更加注重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印度则开始转向发展制造业;中国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印度则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些变化将可能使两国的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有可能出现产业转移、经济结构的转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进行的局面;印度则有可能回到一般国家工业化的道路,先依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然后再走向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变可以分为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战略、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几个方面。在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战略上,两国都由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重视自身的比较优势,但印度的对外开放度明显不如中国;两国都强调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但中国明显偏向对外开放,而印度则更注重对国内民族产业的保护;中国更强调对外开放的层次性,在经济特区等试点地区的对外开放比印度取得了更大的效果。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两国都不断地走向自由化,都采取了放松对进口的限制以及鼓励出口的政策。但是,相对而言,印度的国内市场的保护明显大于中国,但中国在鼓励出口的政策更加有力;中国在外贸的规模上远远超过印度,但在贸易方式上,中国主要为加工贸易,印度主要为一般商品贸易,印度优于中国;在外贸的结构上,中印各有千秋,印度外贸中的服务贸易比重高于中国,而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高于印度。在利用外资上,中国开放的力度大于印度,所吸引的外资规模远远大于印度;中国的外资主要流向制造业,印度的外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中国的外资在出口创汇和增加就业机会方面成绩明显比印度突出,但印度的外资在弥补资金缺口和引进技术方面好于中国。在对外投资上,中国在总体规模上大于印度,但印度对外投资的力度大于中国;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印度对外投资的主体是私营企业;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是制造业和资源型产业,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印度主要投资的行业为制药业、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的目的地中发达国家占了相当的比重,印度对外投资的技术含量高于中国。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两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在对于三个基本过程进行比较之后,本文也适当地分析了影响中印经济发展一些非经济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政治方面,中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权威明显高于印度,而印度的司法更为独立。这使中国的领导者可以从较长远的角度制定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也基本上能够得到全面彻底的贯彻;而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充满了短期主义,而且很多政策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文化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注重入世,是一种世俗文化,对于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积极促进作用;而印度传统文化强调包容、注重出世,是一种宗教文化,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对于企业家良好道德的形成以及个人创新精神的培养,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国际环境因素方面,两国各有千秋,中国的总体国际地位高于印度,但印度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好于中国。在对三个基本过程和主要的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比较之后,本文最后总结了中印两国近三十来年经济发展的绩效,发展模式的优劣和潜力。中国的经济发展绩效总体而言明显好于印度,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而且体现在中国整体的社会发展水平上,但印度的资源和资金的利用效率优于中国,在软件业、制药业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强于中国。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各有优劣,中国在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以及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市场规模上也远远大于印度。但印度更注重内需,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中国。在软环境方面,印度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好于中国,印度金融体系较中国完善,特别是印度银行对于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高于中国,但中国政府的效率远高于印度,这不仅使中国的各项改革能够及时有效的贯彻,而且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更为高效的商业环境。如现有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变,在经济赶超期,中国模式比印度具有一定的优势,而当两国进入经济成熟阶段以后,印度模式则可能更具竞争力。但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两国的优劣势都可能改变,而中国劣势改变的可能性更大,因而,中国经济发展更具潜力。通过对起飞阶段中印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的比较,不仅为两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而且也为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