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改革开放,当下中国大陆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处于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这其中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是,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个体性或集体性的抗争。实际上,这些抗争性事件中的很大部分得以进行与传媒在其中的作用须臾不可分割,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传媒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比如当下频繁发端于网络,后受到传统媒体关注的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以及形形色色的环保NG0借助传媒开展的环保运动,总之,由传媒影响下的上述种种事件构成了当下中国(大陆)公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重点关注发端于网络进而成为社会公共事件的网络维权事件,认为此类维权事件是借助互联网而展开的公民运动,互联网既是运动的资源工具,又是发生的主要场域。这类事件再现了社会民众参与维权与抗争在传媒中的面向,对其考察实际上也是探索传媒尤其是网络与公民运动之间关系的一种尝试。具体做法上,论文主要选择了09年的“杭州飙车事件”作为主要分析个案,在分析中,吸收了社会学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试图从该事件的过程之中去把握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在理论视角上,论文取的是一种文化分析的路数,运用了社会运动或者集体行动理论资源库中的建构社会运动理论。建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是源于行动者对于现实的解释,而并非现实本身。也就是说,社会运动实现需要将现实中的不满或是问题进行“意义建构”,这个过程也即是通过意义的赋予而进行动员的过程。那么,网络维权事件中如何进行了“意义的建构”而实现动员的呢?反映了当下中国(大陆)怎样的社会文化景观以及社会制度性因素?这是论文的主要问题意识。通过分析个案来看,论文发现网络维权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媒介话语空间内情感与理性双重动员的结果。情感动员可以说是运动早期的一种动员样式,主要通过“受难叙事”与嘲弄讽刺两方面来实现。“受难叙事”凸显了作为受害方或者弱者一方的疾苦,以此来实现弱者疾苦的形象和展示苦难；嘲弄讽刺可以视为是一种仪式化的“自我表演”,是一种参与者共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在仪式中,“表演者”表达不满之情,产生一种不满图景的情绪性感染,众多“表演者”彼此之间产生互动,进行了共同的心理体验,同时也建构了自我的身份,实现了抵制与抗争。可以说情感动员主要是契合了当下社会文化心理而产生的一种动员力量。理性动员在时间段上则是稍后出现,其是为了动员更多人参与,而发展出的一套策略性框架的过程。以某些类似如公民权利、公平正义等等抽象诉求的话语为特征,是一种明显的理性逻辑动员行为。最主要体现在关键环节—集体认同感与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媒介话语一方面通过建构集体身份既动员参与者介入,同时也对社会群体的民主政治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建构了集体行动框架,通过个人事务的阐述,将事件的意义由个体上升到结构制度层面。上述两种动员方式共同使得运动得以可能,并且使得来自社会的意见表达走向了国家决策层面,最终促使事情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从中不难看出,“社会”意见得到表达并统领了整个事件发展的脉络,并与政府以及政策、行为者发生了互动,形塑了社会大众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当前中国(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在传媒舞台上互动的一个侧面。可以说,论文的展开为我们提供了当下中国大陆国家——社会关系动力机制的一种微观经验视角。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转型期的社会表达不仅促使国家—社会发生互动,并且还促成社会一方得以“再生产”,从而实现了国家—社会互动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