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日及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理论界,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这一概念较为常见,但在我国大陆,刑法学者对之却鲜有论及,在对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学者们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及刑事司法的不和谐,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构成要素与表现形式有哪些?不可罚的根据与界限何在?通过立法确认该行为有无必要?有关该行为的具体法条如何设计?这些都是传统刑法理论没有涉及或没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而要想深入挖掘该理论的法律底蕴,充分发挥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机能,又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首先探讨了传统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概念的不足之处并剖析了该概念的内涵;然后对它重新进行了理论定位和结构改造,主张废弃吸收犯与牵连犯概念,将吸收关系与牵连关系作为判断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的标准或方法;接着从本体与形式两个方面对该行为进行了构造,将这个极其抽象、广泛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以增强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另外还从人性、功利、经济和政策四个角度分析了不可罚的深层次缘由,揭示了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的偶然性和限度性,明确了不可罚与可罚的界线及其相互转化的条件;最后,为了夯实该理论的根基,促进法制统一,还对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立法确认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不可罚的事前事后行为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在理论上有助于减少纠纷,增强法的明确性;在实践上有助于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