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诸多国家的发展事实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生育水平的走低。中国近年来出生人口大幅下跌,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为应对“未富先老”问题,中国相继调整生育政策,但低生育率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改观。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要素,低生育率若在长期内得不到有效扭转,这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挑战。在现代人口转变的低生育率背景下,提振生育水平成为保证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生育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生育的经济学分析对于深化认识人口演变规律以及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旨在解析现代低生育率社会形成的经济学原因,从而为认识和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提供参考。首先,本文借鉴消费者选择理论以及公共选择理论,分别构建了私人“成本-收益”分析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生育选择模型,通过比较静态分析解释生育水平下降的内在机制,研究认为,相比于私人“成本-收益”分析的生育选择,考虑生育正外部性能够更好地解释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在生育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的现实情况下,现代生育行为成为成本私人化、收益社会化的正外部性行为,生育正外部性造成的生育成本上升是压低社会生育水平的重要经济原因;其次,鉴于生育的经济收益主要为养老收益,本文采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表征生育收益社会化,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6-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误差修正（PVEC）模型实证检验生育正外部性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认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功能是造成生育收益社会化的重要原因,表征生育收益社会化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支出与地区出生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全样本层面上,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比例每提高1%,其大约能够解释出生率下降的0.49‰,进一步通过分样本研究发现,伴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演变,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对出生率的作用方向具有倒U型特征,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既有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比例的提高会对生育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另外,本文的研究同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提振生育水平的促进性因素,但受到生育成本、消费偏好、收入分配、人口结构等抑制性因素的影响,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具有必然性,目前持续快速攀升的高生育成本对家庭有限收入形成的经济约束是造成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现实原因。研究认为,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下,生育成本的完全外部化和生育收益的完全内部化均不具有现实性,经济学中用于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般思路（产权交易、税收、补贴等）并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生育正外部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结合国内外的生育政策实践,针对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研究建议:首先,应加快推动生育决策权回归家庭,明确界定家庭的生育自主权,这是提振生育水平的首要制度安排;其次,应在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通过加快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式降低生育成本,消除造成生育成本攀升的制度性因素;最后,应加快完善既有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方式,以此推动生育收益内部化,从而促进私人生育目标向社会集体生育目标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