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十分注重转变教育实践者的观念,以期待达到改革的彻底性。但是观念“如何演变而成”与观念“是什么”是极为不同的两个问题。前者关涉“行”,而后者注重“知”。如何从“知”向“行”转化,则涉及到“信念”的问题。当下许多教育教学新观念、新思想以及变革行为抉择的是“或明或暗的自然主义”教育思路,然而树立“以自然为法”的教学信念需要一种深沉而又明澈的教学想象力。因此这篇论文尝试通过对历史上演变着的“自然”观念以及延异着的“自然”教育教学思想进行溯源的文化研究,来理解中西以自然为法之教学观赖以形成的不同文化语境,并希望能够从中寻觅到或生发出指向“自然”教学信念的教学想象力。在论文第一部分对以自然为法的教学想象力之源的回溯思考中,笔者理解到“以自然为法”是人类文明源头的一个最为朴质的认识世界、人类与自我、以及安身立命的生存意向,但是由于中西文明的差异,使得“以自然为法”的古朴意向在中西方分别演绎成了中国古代潜隐的“法自然”文化与西方文化中显扬的“自然法”传统。“法自然”思想源之于带有“性情形而上学”文化底色的“连续性”文明,而“自然法”思想源之于具有“知性形而上学”传统的“断裂性”文明。经过梳理与比较,笔者认识到中西方“以自然为法”教学观念背后的生存需求与文化样态方面的区别,逐渐廓清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西方当代自然法思想中所体现的生态理性追求,意味着其与中国古代法自然思想在大自然生存观上有了思想上的交汇与共识。在第二部分对以自然为法的教学想象力之张力的思考中,笔者理解到“非此即彼”、“有此无彼”是成全教学之“自然”的一个重大的观念误区,因而“观念间性”与“复杂性思维”成为帮助笔者理解人之复杂性、教学不确定性的两个关键的方法性概念,它们使笔者对西方18世纪之后教育教学思想中延异着的“自然”教学观有了一个较为深入和自如的理解。无论“以自然为法”之教学观是以“形”亦或是以“质”的方式,是以“科学”或是“反科学”的话语被思想者们反复斟酌与论述,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立足于自己文化的“预先理解”来追求“自然”、体现“自然”卓而不凡的努力。他们不懈的求真精神所体现的正是对教学自然之法的执着与守护。“自然理性”和“自然德性”作为人类文明创建过程中积淀和凝炼出来的极为珍贵的两种精神与智慧,是中西方教育思想者们在创生“自然”教学思想、开拓“自然”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所凭介并张扬着的文化想象力。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精神能够概括当前教育改革的价值趋向,并能够帮助我们以一种整合的视野来理解当下众多教学新观念的共通精神。因此在第三部分关于教学想象力之行动力的“自主性”思考中,笔者运用“自然理性”与“自然德性”这两种文化想象力来分析和解释一些西方教育知识文本与本土实践场域中的教学现象,尝试表明“自然理性”与“自然德性”精神与我们欲构建的新教学文化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生共建关系,新教学文化呼唤并依赖着这两种“自然”精神,而后者本身就是构建新教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