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据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人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泛,社会生活也愈发便利,但方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个人信息权利被侵害的风险。通说观点认为,公民的个人信息既具有私益属性,也具有公益属性,当大规模的侵害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多数人利益时,个人信息则具备了“涉众性”,众多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权益收拢聚合,个人信息的公益属性和社会属性得以体现。因此,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设立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个人信息保护归入公益诉讼法定受案范围是极有必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民事公益诉讼法定领域,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公权力机关或特定的社会组织为了维护社会个人信息安全对违法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以被诉对象的不同为依据,可以将其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在立法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笼统地规定了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第一,起诉主体是检察机关、法定的消费者组织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认定的组织,但除了检察机关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明确起诉主体之外,另外两种组织的主体范围和认定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实务中通常参考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来认定;第二,适格被告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即在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中自主决定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的组织或个人;第三,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散乱分布在其他法律法规中的信息处理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归纳整合,在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进行定性时无需再引用其他规定;第四,发生众多个人权益受损的结果,但该法对“众多”没有作出细化规定,导致实践中受案范围模糊。综上,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了保护个人信息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相关条文表述模糊不清,起诉主体范围的认定规范、起诉顺位问题以及受案范围规定不具体,导致该制度在立法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司法实践方面,检察机关以及一些地方的消协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2018年初,江苏省消费者委员会打响了“第一枪”,提起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内的第一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对手机百度app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前未进行“告知+同意”侵犯众多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向南京市中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经其整改后调解撤诉,切实保障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2021年,最高检公布了11起典型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示范案例,积极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地,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贡献检察力量。但,随着司法实践案件的增多,许多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本文检索了一定数量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案例（含11起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发现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应用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立法对有权社会组织的认定规范缺失以及国家大力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保护个人信息,导致社会组织的起诉积极性不高,主动维权意识下降;第二,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线索来源单一,检察机关过多依赖刑事案件的调查,对社会关切不够;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无法律依据等主要方面。鉴于此,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有必要优先弥补立法的不足以及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在具体措施上,明确起诉主体范围及起诉顺位;细化起诉条件的认定标准;拓展案件线索;优化举证责任分配;细化法律责任范围以及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希望能够提高相关社会组织对参与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积极性,补强检察机关过于依赖刑事案件收集线索的缺陷,减轻起诉主体的举证负担,以及为司法实践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