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没有出台之前,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才具备提起公益诉讼的职能,这也说明我们国家这个领域的起诉主体表现为单一化的现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单行法正式施行以后,加入了消费者组织和国家网信部门认定的组织也具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主要起诉主体还是我们的检察机关,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或多或少地阻碍公益诉讼的发展,对我们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特别是在单行法出台以后,检察机关在有了另外两个新的起诉主体的情形下应该怎样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机关又该如何去调整诉讼主体的先后顺序或者是否需要让位于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这也是我们当前为了推进公益诉讼的发展,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所必须思考的。一方面,检察机关作为一个“天然的”起诉主体,肩负着法律监督权,其具备的诉讼能力自然不用怀疑,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中一直都是坚定地守护着公共利益,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因为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检察机关在启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检察机关获取案件渠道较窄。表现案件来源渠道单一和过于依赖刑事案件发现线索。第二,诉讼前的主体顺位和程序问题有待继续完善。主要包括: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顺序的先后问题应当清晰以及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前的程序设置流程也要明确,不能模糊从而影响公益诉讼的运行。第三,诉讼中的证明规则不够完善。比如,其一,检察机关调查取证不畅。其二,检察机关对于行政执法信息的利用甚微。其三,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缺陷。第四,诉讼后的配套措施有待完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乏以及诉后的资金管理规则存在模糊,这些都会影响公益诉讼的最终效果。所以说,我国在构建检察机关为主体来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完善路径的时候,也应当从上述四个方面出发,第一,拓宽检察机关获取案件的渠道。例如扩宽案件来源和完善检察建议。第二,完善诉讼前的主体顺位和程序问题。要求要理顺诉讼顺位和优化诉前的程序设置,第三,解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问题。其一,要增强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其二,要完善共享行政执法信息制度。其三,要完善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第四,完善诉讼后的配套措施,包括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和构建赔偿资金管理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