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提出为致力于翻译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同时也引领着翻译研究领域的扩展。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作为文化学派的先驱人物,系统研究了改写理论“三要素”对翻译活动的操控,认真审视了诗学、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方面。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也逐渐走入翻译研究学者们的视野。其中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提出的翻译行为理论将重点主要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以及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新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开创了以国家机构为主导、政策性翻译的对外文学翻译模式。美裔中国籍学者沙博理先生(Sidney Shapiro,1915-2014)翻译的长篇“红色”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不仅充满了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而且塑造了新中国全新的国家形象。该译本于1951年10月发表于国家官方唯一对外翻译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创刊号上;1952年,加拿大的“进步书会”(Progressive Book Club)将该期刊载的《新儿女英雄传》印成单行本,在北美发行并获得一致好评;1958年,外文出版社在国内发行该译本的单行本。尽管很多学者对沙博理的诸多译本进行过研究,然而该译本作为沙博理翻译的第一部“红色”小说,亦是译介到西方的第一部中国“红色”小说,国内外对《新儿女英雄传》的研究依然薄弱。本文基于翻译行为理论与意识形态视角,以沙译本《新儿女英雄传》为个案,揭示了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对沙博理翻译行为以及翻译结果的操控,具体体现为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对沙博理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方法与翻译技巧的影响。最终,本文综合分析了意识形态对沙博理翻译行为的操纵得出以下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沙博理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突出爱国英雄事迹的翻译目的驱使下,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及翻译技巧;不仅处理好了译本与原作客观性的关系,而且又考虑了译本与译入语社会及读者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均实现了翻译目的,同时也实现了译者在翻译行为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塑造并传递了正面的中国形象,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功能性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