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政府为巩固全球战略地位、实现国内经济复苏,对其现行的多项经济政策进行了频繁地调整,使得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频频走高。一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不仅会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及产出等变量,引起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而且会跨越国界,形成明显的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中国高度融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美两国在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来往密切。同时,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高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攀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变革中的影响力也引起了美国的忌惮,多次以贸易为突破口向中国施压。在当前中美经贸协商仍具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新常态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国溢出的全新视角,系统地研究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溢出效应。首先,本文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渠道和机制。基于相关文献梳理和经验事实分析,本文详细地阐述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国传导的渠道和机制,并使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所提出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国际贸易、跨国实体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三个渠道传导至中国。具体表现为,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将引起中国对美国总出口量的减少、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增加以及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下降。而贸易、投资和金融作为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其波动和变化会扩散到中国经济的多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同时,本文发现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三个传导渠道内部,还存在着行业异质性。具体而言,在国际贸易传导渠道中,当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中国对美国消费市场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对美国出口减少的幅度越大,且该异质性主要来自美国贸易方面的政策不确定性。在跨国实体投资传导渠道中,当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中国对外国投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增长的幅度越大,且该异质性主要来自美国财政方面的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金融市场传导渠道中,当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中国对美国投资者吸引程度越高的行业,其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的幅度越大,且该异质性主要来自美国货币方面的政策不确定性。其次,聚焦到中国经济运行的具体方面,经济产出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和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在揭示了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渠道和机制之后,最先考察了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阐述了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财富效应和挤出效应影响中国的经济产出,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大小。随后,本文使用时变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考察了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方向和强度。研究发现: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总体呈现U形。具体而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初期,美国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并不会对中国的经济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冲击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导致中国经济产出的下降;而自2015年之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冲击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产出。同时,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通货膨胀率、货币总量增长率和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影响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另一方面,在中国不同区域、不同技术密集程度的行业以及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其经济产出的影响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再次,本文考察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风险联动效应。本文首先使用分位数回归预测模型和严格的分位数单边检验方法,从实体经济风险预测的视角,对常见的12种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反映金融机构个体风险、金融市场波动性和不稳定性以及流动性和信贷情况的指标均对实体经济风险具有放大效应,即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的升高会显著提高未来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概率。第二,在短期,反映金融机构个体风险和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指标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实体经济风险,而代表金融市场波动率水平的指标则在中期和长期有着较好的预测效果。随后,本文使用时变Copula模型测算了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风险联动概率。结果表明,该风险联动概率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明显增大。并且,当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期的反应较强,在中长期的反应较弱。进一步地,本文考察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房地产这五个中国金融子部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风险联动关系。发现当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在短期中国信托部门的风险联动较明显,而在中长期中国证券部门的风险联动较明显。此外,农产品贸易是中国少有的逆差项目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键领域,本文使用时变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时变脉冲响应函数,考察了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自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冲击会导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均出现明显下降。其中,相比于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的下降幅度更大。第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强度,要大于传统上所考虑的汇率因素。第三,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还具有行业异质性,中国食品及烟草、植物产品等对美国贸易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在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冲击时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第四,大豆产品作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进口中的主要产品,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将会对其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最后,根据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本文为抵御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溢出效应,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