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在西方社会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其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重组优化、闲暇时间的急剧增多、消费文化意识的生成、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四个方面。“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在西方还有其学理依据,主要表现在:赫勒等哲学家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提升,费瑟斯通对社会生活与审美现象逐步融合的现实分析,以及韦尔施在美学领域对审美化层次的学理的挖掘。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中国出现“审美泛化”现象的同时,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随着全球化也波及到中国,由此加重了文艺学的学科危机,引起了国内文艺学学者对学科的反思,从而直接导致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学术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内涵首当其冲。鲁枢元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物质生活中精神境界的升华,“审美日常生活化”是精神对物质的依附,刘悦笛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日常生活中审美元素的增多,“审美日常生活化”是审美摘下头上的“光晕”进入到日常生活中来。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与文艺学边界争论,历时三年,分别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价值判断和文艺学学科边界的移动进行了争论。“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中,学者们由于对现实语境的片面认识以及对对方观点的“误读”而发生观点冲撞,进而进行了思想交流,朱国华、姜文振、赵勇、童庆炳、朱志荣等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下表现的分析是对陶东风等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解的反驳;鲁枢元、赵勇、王德胜、陶东风由于价值立场、思维方式的错位,发生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价值判断的冲突。“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为文艺学学科边界争论提供了理论前提和言说对象,后者因为前者而更加具体化,而后者的争论与学者们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度有关。对于文艺学学科发展是否需要文艺学“越界”的问题,以童庆炳和陶东风之间的争论最为典型,文艺学边界争论的结果对文艺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文艺学边界争论中的主要问题:文艺学如何对待文化研究?是否借鉴?该如何借鉴?借鉴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文艺学边界争论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在学理上相互联系,共同为文艺学界讨论文艺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融通古今,学以致用是文艺学学术创新的不二法门。面对现实状况,文艺学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反思告诉我们,需要注重人文关怀,注重跨学科发展,注重国际学术交流。文艺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我们应该发挥它的这一优势。上世纪80年代,文艺学和美学结合形成了文艺美学,90年代,文艺学和生态学结合形成了生态文艺学。另外,美学和生态学相互结合形成了生态美学。我国的文艺学由于自身生态面临危机,所以可以尝试文艺美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三者结合的生态文艺美学批评方式,遵循“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的内在规律。